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又出发了。
交通站的战时的紧张情景，很使张教官感动。大批柴草粮食的堆积，从各地来的民兵的呼喊争吵，毛驴排队走过河滩的叮叮的蹄响，使他看到了一幅塞外抗日的图画。这一天休息下来，在睡觉以前，他坐在老乡炕上，草成了一篇通讯，题名《交通站》，和变吉哥研究了一下，寄回报社去了。
昨天行军路程远，夜晚又写了文章，第二天起来，张教官感到有些疲倦。又遇上下雪，路上很难走。情况有些紧张，他们往北走，遇到的行人很少，看见有的居民往山上逃，打问一下，只说敌人出动了，离这里到底有多远也说不清。他们决定今天赶到目的地，找到机关，如果错过，那就麻烦了。
变吉哥在政治上负的责任更重一些，就更着急。但在路经一个大村庄的时候，老乡们又说没有什么敌情，街上还出现了一家小饭馆，张教官提议吃一点东西再前进。
这几天，他们吃的都是派饭，老乡们供给过往干部的不过是几个糠面窝窝，一盘干辣椒，行军一天，非常干渴，实在吃不饱。他们走进小铺，每人要了一碗汤面。
小屋里很暖和，一条小炕，上面放着一个火盆。张教官放下被包，上到炕上去，脱下湿鞋来，烤在火盆旁边。
掌柜的是个老大娘，动作很慢，还要现合面升火，看来很费时间，变吉哥想提议不吃了，但老大娘已经卷起袖子，把面倒在盆里，又看见张教官那十分疲乏饥饿的样子，只好也坐在炕上等着。
他看着大娘合面。大娘好像从来不洗手，只在替客人做饭的时候，才尽量把她手上的积蓄搓揉到面里去。变吉哥一来着急，二来嫌脏，就说：“大娘，我来替你合面，你先去升火，好不？”
大娘勉强答应了，变吉哥洗了一下手，插到面里去。张教官背靠着墙，闭上了眼睛。
灶火里刚升起烟来，街上忽然大乱，人群跑过小铺的门口。张教官一惊醒了，他从小窗里往外一看，对面山头上有一大队人和牲口。
“日本人来了！”大娘喊。
张教官抓起被包和烤得半干的鞋，变吉哥带着两手面，跑了出来。他们翻过右手的山坡，下面是一条冰河，趟了过去。过了河，棉裤袜子冻冰，成了挺棍，用力砸碎，才能行走。回头望去，村里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老百姓又往回走了。“这是误会。”张教官说，“但对我这个好吃又不沉着的人，却是一次实际的教训。赶路吧！”
他们已经找不到正路，隔着一条河，也不便回到村里找向导。他们在一条小山沟里穿行，想翻过一个山坡，插到大道上去。山很难上，他们先把东西投了上去，然后变吉哥托上张教官，再由张教官拉上他去。上到山上，筋疲力尽，却再也找不到下山的路，只好在山背上走。天气渐渐晚了，雪又不停。
一直走到天大黑了，也望不到村庄，遇不见行人。他们担心遇到狼群，或是栽下山去，他们身上什么武器也没有。
“我们用笔墨参加了抗日战争。现在看来，会放枪才是最有用的人！”张教官说。
话虽然很慷慨，深知老师性格的变吉哥，却从里面听到了那情绪低落的弦音。
“我年轻流浪的时候，曾经在山里迷过路。”变吉哥像是安慰他说，“那时孤零零就我一个人，现在我们两个人，遇到敌人和狼，拣石头砸它就好了，这个武器是取之不劲用之不竭的。”
“是那样。”张教官说着，从地下拣起两块石头来，拿着走。走了几步，感觉沉重，就把它丢了。然后又拣起两块来拿着。
“我们总会遇到人家的。”变吉哥说，“雪下得很好，它可以照明前面的路。”
不久，他们望见远处山腰里有闪闪的火光，在风雪中，这像寒星一样的一点点光亮，有时显现有时掩没，他们又振奋又担心的奔着那里跑去，好像这是撑在他们手里的一盏灯烛，唯恐一阵劲风把它吹熄了。
他们欢乐起来，身上有了力气，也暖和了。冷饿、惊慌，不过常常是通往幸福的道路上的临时的点缀罢了。
这是一间靠着山坡的孤独的小屋，里面挤满了附近村庄逃难来的人。
小屋外面拴着一群牲口。经过一番查问，老乡把他俩让进来。小屋的门窗全破了，风和雪不停的扑进来，可是那些妇女们，就紧紧抱着孩子，靠在角落里睡着了。稍微大些的孩子，为了抵御寒冷，把身子紧靠在他们牵来的山羊身上，还有老大娘们抱来的鸡，在寒冷中不安的扑着翅子。
“日本人把我们整个村子都烧光了，要在这里制造无人区。”一个醒着的老年人说，“我们今年冬天就要在这里过。这里很安全，鬼子们到不了这里，同志们走了远路，坐下睡一会儿吧，我这里有张破羊皮，来，盖上你们的脚。”
“谢谢你，大伯。”张教官说，“我们都带着被子。”
他们坐在地下，摸索着把被包打开，匀出一个，盖在那横七竖八躺在地下的妇女和孩子们身上，张教官眼里忽然充满了热泪。他觉得自己刚才在山顶上，感到自己是在受苦受难，十分可耻。在抗日战争里，身受更重更大灾难的，是他身边这些妇女和孩子们。
天明时，老乡们留他们一同吃饭。几家人伙用一个临时搭成的锅灶，小屋活跃起来，靠着它的四面墙壁，都升起烟来。小孩们奔跑在山坡上，拣拾着柴火。张教官和变吉哥，帮助他们到山涧里取来冰块，放进锅里，把他们米袋里的米也倒了一些进去。
吃饭的时候，老乡们围在一起吃。有的拿干的换稀的，有的把饼子放在别人家的灶火里烧热，有的给小孩讨一碗粥汤。大家很亲热，知道互相照顾，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灾难的生活把人们团结起来，平常在村里分居度日，为一些小事隔着墙争吵，现在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
吃过饭，老乡们指给他们道路，张教官和变吉哥走下山来，在路上，遇到一支前进的队伍。他们闪在一旁，想找一位负责同志打问一下前边的情况，就看到了芒种和老温。平原的老乡们在山沟里见面，分外亲热高兴。芒种把他们带到团部，团首长叫他们随着队伍前进。
八十九
冀中区的抗日军民，尽力抢救了水灾，排除了积水，及时播种了小麦。
政府调剂了小麦种子，使被灾重的、贫苦的农民，也因为明年麦收有望，情绪安定下来。在冀中，每逢水灾以后，第二年的小麦总是丰收的。今年因为时间紧迫和地湿不能耕作，农民们就在那裂成龟背花纹一样的深阔的胶泥缝里，用手撒下麦种。妇女儿童都组织起来，参加了这一工作，在晚秋露冷的清晨，无数的农民低扬旋转在广漠的大平原上。
小孩子们还带来用柳条和粗纱布缝制的小网拍，捕打那因为天冷伏在地上的肥大的蝗虫，装在小布袋里，拿回去做菜吃。
因为山地水灾更严重，部队又集中在那里作战，冀中人民虽然被灾，但有些过去的余粮，还是按时交纳了公粮。春儿帮助村干部们，向群众解释：“我们少吃一口，也要叫山地的人民度过灾荒，叫我们的部队吃饱。”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每天每人省下一把粮食，集到一块就能养活很多人。我们苦一些，总是可以吃到麦收的。”
群众都这样说。
春儿和村干部们都在行动上做了真实的表率。
但是征收到田大瞎子家的时候，田大瞎子提出他的地已经减少三亩的问题。
村干部找到老蒋家去，老蒋知道了田大瞎子不认账，说：“你们不来，我也得找你们去。这三亩地是我买的田家的，有文契中人在。可是，我把地租给吴大印了，说明是死租，租米他还没交，这公粮也应该由他负担才对。”
村干部们又只好去问吴大樱吴大印一听气得话都说不出来，后来他说：“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原先是老蒋不会种瓜，才找我帮忙，我算个短工的性质。忙了半天，没落一个钱，怎么倒叫我拿公粮？我不管这地是谁的，反正赖不到我头上。”
“就要赖在你头上。”老蒋说，“我是把地租给你了，当面说得很清楚。”
两个人吵了起来，气得吴大印当天晚上没吃饭。村干部研究了这个问题，认为现在这块地里还没有播种小麦，地在老蒋手里，迟早也得落个半荒。
吴大印家中缺地种，就叫他承租下来，根据边区法令，减租减息，好年头地主也不能随便收回，佃户有很多保障。至于公粮的事，这块地确是因为种瓜，寸草没收，可以请求上级减免。
村干部提出这样一个建议，老蒋在火头上答应了。晚上他去报告了田大瞎子，田大瞎子喊：“你简直是一个老混蛋，你拿着我的地去送人呀！”
“你怎么骂人？”老蒋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