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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受命出任新四军军长以来，叶挺和项英忙于组建编训部队，彼此分工明确，合作还是愉快的。但是随着新四军主力编组完成、开赴抗日前线，矛盾就显现出来了。项英是三年南方游击战的实际领导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新四军实际上的政委。虽然苏区时他追随并支持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犯有错误，但他确实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在新四军干部战士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威望。而且项英作风朴实，与叶挺的身穿将校军服或西装革履、开小灶、去哪里前呼后拥相比，干部战士总觉得项英才是他们的真正领导人，叶挺似乎和红军出身的新四军干部战士有点距离。加上叶挺不是党员，不能参加东南局和新四军军委会会议，在牵涉新四军重大决策中就没有足够分量的发言权，身为一军之长，军事指挥命令还必须经过副军长批准，让叶挺感觉说不出的别扭。久而久之，矛盾就出来了。
这事也不是说项英等人有意架空他。你想么，项英和绝大多数新四军战士都是在蒋介石重兵围剿面前至死不渝的忠诚的革命者，叶挺曾经脱党，这种行为在他们眼里是什么行为？能靠得住么？
严格说，以叶、项组合来领导新四军，本身就是一个历史造成的无奈的组合。
叶挺曾经到西安面见毛泽东，提出重新入党，但考虑到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叶挺留在党外更便于协调新四军与国军的关系，毛泽东、周恩来都劝他以暂不入党为好。
上次周副主席亲赴新四军军部，其中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协调新四军叶、项首长之间的矛盾。
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威望还没有达到历史上七大以后的地步，毛泽东思想的叫法还没有出台，也没有人喊毛主席万岁，在一些老资格领导人心目中，毛泽东就是老毛，只是领导和战友，他也不是什么都对，有些问题毛泽东说了也未必能听进心里。这还是好的，象王明，恐怕心里只有共产国际的指示才是指示，毛泽东的指示就不一定是指示了。
叶、项之间的矛盾不是个性问题，他们都是一军统帅、彪炳史册的人物，哪里会象斗升小民那样争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琐事，争的都是大的战略问题。
叶挺认为中央确定的向北发展是正确的，将会给新四军打开一扇发展壮大的大门，因此，他力主向北发展。项英同样支持向北发展、向东作战。但是他不忍心放弃江南根据地，那是浴血奋战、牺牲了多少战友才换来的。这一点和高敬亭当初不愿离开大别山有相同之处。
如果国共双方真心团结抗日，不发生摩擦火并事件，项英的主张应该说也是可行的。但是国共双方实际上是既合作又相互提防，特别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出防共、限共、反共、溶共政策后，新四军再孤悬江南敌后，就有危险了。
这个时候，国民党还没有掀起反共高潮，也没有发生皖南事变，不要说项英、叶挺了，就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不会相信国军会对新四军下手，毕竟大敌当前，枪口一致对外才是最关键的。
叶挺是主动要求去四支队组建江北指挥部的，目的是要建立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江北新四军向东进军。行前，在云岭新四军军委会上，叶挺表示如果高敬亭不服指挥，将以军法制裁。项英不同意，他对叶挺说：“高敬亭是位功臣，只是抗日后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势，执行中央指示不坚决。你要以教育为主，好言相劝，讲清楚去皖东作战的战略意义。如果他万一不听劝，可以给予适当处分。但是，如何处分一定要报请毛泽东批准，不能擅自作主。”
叶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高敬亭自从和刘一民谈话后，确实组织部队东进皖东。但是在日军第二次重兵集团南下时，因皖东属于平原，不容易坚持，高敬亭不得不率主力又退回舒城、桐城、庐江地区，以避敌锋芒。
日军重兵集团撤离后，高敬亭立即让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和四支队八团东进，七团、九团也随即跟进，在皖东初步站稳了脚跟。但他本人率手枪团和特务连主力还留在舒城，在新四军军部看来，这就是执行东进命令不坚决。联想到去年长江局军事会议上，高敬亭与王明发生争执，并且对长江局和安徽工委派上万名中共党员和革命青年“帮助国民党第五路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做法抱抵触情绪，叶挺就认为高敬亭执行中央和军部东进命令不坚决。
说句实在话，王明主持下的长江局和安徽工委派上万名党员和革命青年帮助桂系在大别山建根据地本身就有问题，这部分力量如果加强到四支队，那会是一种什么局面？
叶挺、邓子恢到江北和张云逸汇合后，一起到四支队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和军部东进指示，动员四支队全力东进。
这个时候高敬亭恰好生病，加上他心里也不痛快，新四军成立江北指挥部，领导成员定了好几个，里面竟然没他。而且新四军军部报经中央同意的江北指挥部编制方案还拆分了四支队主力，分别成立了第五支队和游击纵队。
高敬亭心里对新四军领导产生了疑虑，认为军部领导有排挤他的嫌疑。因此，他表态同意率手枪团、特务连东进后，在进军途中又突然下令第七团和手枪团返回舒城。理由是护卫支队司令部。结果，第七团在返回途中出事了。
现在第七团团长、副团长叛逃了，不能不让人对高敬亭的政治态度产生怀疑。
戴季英马上向叶挺报告，说是杨克志和曹玉福叛逃是高敬亭授意的。他们两个都是高敬亭一手提拔起来的，一个原来是高敬亭的秘书，一个原来是高敬亭的警卫员。
戴季英是鄂豫皖苏区的老人，当年除了充当肃反急先锋外，他也是个对敌斗争异常坚决的指挥员，立下过赫赫战功。按说，新四军里最了解高敬亭的，就是戴季英。戴季英说杨克志和曹玉福叛逃与高敬亭有直接关系，不由叶挺不信。
战争年代，最怕的就是部队叛变，那是要人头落地的。
叶挺和张云逸、邓子恢一商量，都认为四支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必须发动部队开展反杨、曹斗争。
这一开展反杨、曹斗争，就牵涉到了高敬亭，毕竟高敬亭在鄂豫皖和坚持大别山斗争期间，也执行了极左路线，错杀过好人。加上杨克志和曹玉福确实都是高敬亭一手提拔起来的，无论怎么说，在杨克志和曹玉福叛逃事件中，高敬亭都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当然，也不能排除个别人有打到高敬亭取而代之的想法。
5月13日，叶挺应约去了立煌县，安徽省政府主席和保安司令廖磊于5月24日向第五战区报告，新四军四支队有骚扰皖省七条罪状，五战区随即转报蒋介石，蒋介石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叶挺就带着蒋介石批准处决高敬亭的公函回到了合肥青龙厂。
于是，以叶军长名义下令高敬亭率领手枪团开赴淮南铁路下圹集地区的命令下达了，由第八团团长周骏鸣负责传达。
高敬亭哪里会想到这个命令会有什么问题？他带着手枪团赶到青龙厂时，周骏鸣出来迎接，并告诉他叶军长在褚家圩子等候，住处已安排好了。
接下来的一切都是计划好的，没有多想的高敬亭顾不上休息，带着警卫班就去见叶挺，当即就被缴械扣押了。叶挺当即以叶、项名义报告中央，中央回电撤销高敬亭第四支队司令员职务，并于6月15日复电改派徐海东担任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
到了这个时候，高敬亭的所有申辩都没有人听了。叶挺、张云逸、邓子恢随即召开四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批判高敬亭。会议开了整整三天，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宣布了高敬亭“反党、反中央”、“违抗军令”、“可能率部叛变投敌”等罪名，要高敬亭承认错误。高敬亭一条也不承认，逐一反驳。没有办法，邓子恢只好让大家回去讨论如何处置高敬亭。结果大出几个领导人意料，干部们讨论意见是教育高敬亭。
戴季英向军首长汇报后，叶挺表示对高敬亭要严肃处置，要枪毙。
刘一民哪里知道这些变故，还以为高敬亭正率领四支队在皖东发展根据地呢。因此，他的横扫苏皖边区作战计划里，还把四支队配合作战列了进去。
刘一民电报发出后，叶挺的电报很快就到了，说是目前正在合肥青龙厂附近，期盼刘一民快速南下，在皖东全椒县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