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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利用职权提拔自己人，打击异己分子。结果同气相应、同利相护，各级大臣都紧密团结在以某重臣为中心的利益链周围。3）更进一步的是，重臣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影响力竟然控制了君主身边的人员，只有那些能为他歌功颂德的人才有机会接近君主，只有那些能为他隐瞒罪行的人才能得到提拔和赏赐。这样一来，君主对重臣的认识彻底失真，认识失真更谈不上控制。4）这还不算，连对社会舆论影响很大的文人学者都被重臣拉入帐下。这样做并不难，能做到君子固穷的文人没有几个，谁给钱就给谁说话的学者却有很多，不信看看近几年那些为房产商摇唇鼓舌的无良学者有多少。韩非子只举出四种情况，现实中重臣的手段还有很多。
重臣之所以这么存心积虑的壮大自己的实力，打造自己的品牌，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窃国，那些看起来很美的做法只是量变的过程，君主如果被蒙在鼓里，信以为真，那质变的时刻就会火速到来，后悔可就来不及了。从重臣和平演变的做法中可以得出两点启示，1）所谓的贤能、美德是可以包装出来的。田氏窃齐、子之夺燕，王莽窜汉、杨坚取周都是非常经典的和平演变夺权案例。2）要评价一个人好坏，听听别人的意见并没有错，但有两类人的意见一定要反过来听，一是来自竞争对手的意见。这是因为进入战国，各国之间谁也不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都是以占领他国土地，消灭他国政权为最高追求。从本质上讲，各国之间相互都是敌人。别的诸侯如果在君主面前夸奖某个大臣的贤能，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此大臣八成是让对方得到了好处，而对方得到的好处当然不会是来自大臣的私囊，只能是来自君主。二是对所考察对象有利益需求的人的意见。原因很简单，吃谁向谁是也。君主面对四面八方对一个人的称赞时一定不能为之所动，要学会由其入观其出，多想想称赞背后的原因。
当途之士与法术之士是一对天生的死对头，然而却是一对不对等的对手。当途之士抱成一团，相互包庇，而法术之士经常是单兵作战；当途之士掌握着话语权，法术之士身卑言轻；当途之士成天环绕在君主身边对君主有莫大的影响力，法术之士新来乍到，无论说什么都要遭来别人怀疑的眼光；法术之士无官无职，而当途之士可以利用职权之便阻挠法术之士向君主进言。法术之士的处境实在不妙。打个比方，某个大财主生活在一群骗子中间，这些骗子看起来一点不像骗子，满嘴跑的是忠诚，办起事情来很有能力，很容易就能获得别人的好感，而财主也和他们保持着融洽的关系，还让他们帮着打理钱财。可骗子终究是骗子，一有机会就偷摸摸地将财主的钱揣到自己怀抱。这时不知道从哪里突然跑来一条狗，一眼就看出这帮骗子的庐山真面目，对他们又是咬、又是叫。这些骗子虽然以前因为分赃不均也多有摩擦，不过一旦见到狗来，马上联合起来结成抗狗联盟。他们尽一切所能破坏财主对狗的信任。狗和坏人势不两立，就像法术之士与当途之士势不两立一样。不过狗的身上向来贴着忠诚明辨的标签，而法术之士身上则什么也没有，所以在君主听来法术之士口中所出的话可信度还不狗的几声吠叫。
虽然法术之士有这么大的劣势，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冲破重重阻挠在君主面前进言。是什么让法术之士具有革命主义的大无畏精神？答曰：信仰。这信仰又是什么？答曰：对君主的爱。这爱如何表达？答曰：通过维护君主的利益。
如果事情真像法家描述的那样，当途之士没一个好鸟，只有自己才能救君主于危难之中，那么法术之士对于君主本应该像水之于鱼，草之于牛，甘露之于久旱，潘金莲之于西门庆才对，可为什么总是有太多的偏见和误解呢？法术之士对君主也不是一厢情愿，君主需要法术之士更甚于法术之士需要君主，法术之士没有君主的任用只不过实现不了政治抱负，生命不会有危险，而君主如果没有法术之士的帮助很可能身死国灭为天下笑。种种离奇的原因与结果、事实与表象真是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
首先来说，当途之士果真是没有一个好鸟，时刻准备着将君主的财产据为己有么？这个问题与其取决于当途之士如何，不如说取决于君主如何。君主控制严格，则当途之士老实；君主控制失当，当途之士便蠢蠢欲动；君主不控制，祸乱必然会发生。在这里，当途之士的个人修养和道德情操是靠不住的，真正可靠的是在法家的帮助下建立一套完善的驭下体系。可是当途之士是既得利益者，他们绝对不会拿起绳子绑自己的手脚，去告诉君主如何驾驭臣下，如何掌控权柄，如何实现长治久安。他们只会联合起来在君主面前灌迷魂汤，对君主鼓吹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漂亮话。谎言说一万遍成为真理是由于长期只有一个真理，所以有些深明此道的权谋家不会去费力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而是先把别的理论排挤掉，再大力向听众灌输自己的理论，最后自己的理论自然就是放诸四海而正确的真理了。有些定性不强的君主逐渐被臣下标榜的价值观同化，而忘记了君主与臣下在利益上存在着先天的冲突。这就好比一家公司的采购部门被别的公司的销售部门同化，后果可想而知，这家公司的钱还不得象流水一样流入别的公司。
其次，人都是有惰性的，习惯一经养成就很难改变。有过搬家经验的人都知道，在一个地方住习惯了就不愿意往其他地方搬，同样搬家搬习惯了，就不愿意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君主习惯了一旦习惯了一种政治环境，就很难再去适应另外一种政治环境，就算原先的政治环境有害也毫无觉察。依靠自己的觉悟发现问题，依靠自己的能力解决问题的难度远远要超过大声喊出“相信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讲，自己一点都不可靠。我们可以说因为相信自己所以太空行走，因为相信自己所以奥运成功，因为相信自己所以抗震救灾工作取得成功，但是想说因为相信自己所以能够改变自己却很不容易，比想说爱你还不容易。从逻辑上讲相信自己和改变自己是矛盾的，既然对自己有信心还为什么要改变呢？那改变了的自己还是自己么？要把这个问题讲明白就需要借助哲学的分析工具，还需要很大的篇幅，此处暂且从略，只给出结论：要改变自己，自己并不可靠。鲁迅也提出过同样的观点。以儒立国的天朝上国无论如何发展也产生不了现代的科技文明。既然自己不灵，那什么能让某人或者某国洗心革面，从新做人呢？有三种事物我们越是思考就越会充满矛盾复杂、既爱又恨的感觉和情愫——外界的力量，他人的道理，和残酷的现实。试想历史上哪一种重大变革不是由这三种事物引起的。在战国这个转行时期，法家的改革就算不是诸侯国走向强大的不二法门，也是最佳利器；谁掌握谁就能强大，谁先掌握谁就先强大，谁强大了就能给别的诸侯造成残酷的现实。可是在这三种事物面前，各个君主的反应并不一样。罪莫大于心死，遇到韩王那样的君主，神仙也没有办法，除非跳槽，否则只能等死，可韩非又不愿跳槽，所以孤独与愤怒就成了他形影不离的两个伙伴。
再次，在韩非看来，作为法术之士，就命中注定进身之路只会是奇绝险阻，且只有一条。熟悉后来历史的人可能会说，法家何苦打着鲜明的旗号孤独的行进在艰难的道路，为什么不借助原有官僚体系爬到高位后再施展自己的抱负。历史上不乏曲线实现政治抱负之人。张居正、袁崇焕、曾国藩都是名垂青史的大人物，在他们的爬升早期也都有过夹着尾巴做人，请托送礼的经历。法术之士与当途之士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价值观针锋相对。法术之士信奉以能授官，按劳行赏。当途之士私下里无不喜欢少干活不劳动有爵禄，无功劳有富贵。法术之士必须以自身的行动来体现价值理念，所以根本不可能指望他们跳进染缸把脑袋削尖去干贪污受贿、跑官要官的勾当。说一套做一套、污迹斑斑的人有谁能够相信？不知这是法术之士的幸运还是不幸。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法术之士为什么会给君主提供一套完成的驭下体系呢？难道法术之士不也是臣下么？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点脚么？不少人都对法术之士有过这样的责难。其实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