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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所处的独一无二位置确保他能够有效地开展形名参同工作。君主的智商不一定比群臣的高，但只要掌握形名参同这项本领，就可以比群臣高明。这是由于君主特有的势位使他成为各类信息的中心，大臣所掌握的信息只是某一方面，而君主所掌握的信息是多方面的，君主凭借大量的信息，再加运用“形名参同”的本领就能对事物形成更完善、更深刻的认识，进而达到“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看来人们常说的“皇上圣明”也是有道有理有根据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皇上圣明”并不是皇上生而圣明，而是势位使然。从某种意义讲，不是小兵虑事周全而成为主管，而是小兵成为主管之后而虑事周全，因为接触的信息面比以前大了。关于势位后面还有专门的讲解。
韩非沿着老子“知道——无为——虚静”的理论路线图一路走来，却到达了与老子截然不同的目的地，老子到达是心灵的福祉，而韩非却让君主实现了大权紧握。在这里不得不对韩非的改造能力表示一下赞叹。韩非不厌其烦的告诉君主要深藏不露。这几乎要成了君主的安身之根，立命之本，擒虎之关键。
明察不是善于探知他人的想法，而是善于隐藏自己的想法。隐藏自己其实并不容易，因为臣下总是千方百计探测君主的心意。对于臣下的各种表现和提议，君主应该来着不拒；不发表意见，看见的问题装作没有看见，听到的事情装作没有听到，明白的道理，装作什么都不明白。这是君主的一种有效的自我保护，驾驭臣下的方法，因为君主也无法判断大臣的主张是不是试探。有时候大臣也是很狡猾的，我们从《说难》中可知，大臣在提出正式一项主张之前，很可能提出一个相反的、并不成熟主张以做试探。如果君主反对，那正好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如果君主赞同，就放弃自己的主张，做到全身而退。面对大臣“由其出观其入”的试探，君主只需“你有千条妙极，我有一定主意”即可。无论你提什么主张，我一概答应，让你去施行，但是对你的所言所行我一概进行无情的“形名参同”。你说所言所行的好坏优劣我一概心知肚明，最后跟着的是赏罚。在“形名参同”和赏罚之下，大臣一切狡猾的试探都全部失灵，谁都知道千骗万骗、骗不过实践，千包万包，包不住火苗，最后只能用心做事，实心事君。
这种大口进、小口出，秋后算账的做法很高明，也很阴险；是对人类贪婪与“记吃不记打”心理的无耻利用。武则天当年就是用这手把戏将李唐王朝的读书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一方面敞开大门授官，达到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地步，另一方面又不遗余力对具有反抗意识与作奸犯科的官员大开杀戒，几乎达到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官位与铡刀之间，士人只得放弃抵抗，入彼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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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
《主道》太重要了，计划多说一点，说细一点。
韩非还主张“官有一人，勿令通言” 。意思是每个职位只配备一人，不要让他们相互通气。这是韩非对政治结构的一种巧妙设计，很可能还受到了军事学的影响。稳定的君权应该建立在一盘散沙的大臣之上，大臣与大臣之间彼此隔离，只对工作负责，只对君主负责，不应该有工作之外的联系和交往。韩非对大臣的心理有过细致的研究，他知道如果大臣只是为君主做事，是没有必要相互通气的。大臣之间相互进行超脱于工作之外的交往，主要是为了相互帮忙。一个官官相护的官僚群既不是老百姓想看到的，也不是君主想看到的。结成网的大臣比散沙一片的大臣更难对付。君主要打破大臣工作之外的联系，就可以达到军事学上所谓的各个击破的效果。
接下来；韩非向君主传授了“防虎秘笈”。虎是指君主身边那些有野心的大臣，在先秦时代，还没有后世的那种将君臣严格隔离开的“礼治”，大臣篡位在意识形态和舆论上所受的压力比较小得多，在韩非子的体系中，没有绝对忠诚的大臣，只有无法让大臣保持忠诚的君主。君主原本对大臣有绝对的优势，大臣不可能与君主正面交锋，大臣要想发展自己的势力，只能从君主那里借力。也就是扯虎皮做大旗，扛着红旗反红旗。因此君主要防止大臣用这种手段危害自己，就需要深深隐藏自己的心迹，让大臣无法猜度，大臣无从凭借，也就无法施展野心。君主的威力正式存在于这不可度量的虚静之中。虚静的君主好像漆黑的夜晚，大臣篡位的火苗将无从隐蔽，一旦发现，随之而来的就是凌厉的诛伐。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心机深不可测是善于掌权的君王、政治领导人的共性。秦始皇的性格是有名的深藏不露，露必伤人，《三国志》中记载刘备“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旧唐书》说李世民：“太宗幼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明史》记载朱元璋“志意廓然，人莫能测。”
韩非子总结了君主权力被臣下截留的五个方面：1，信息权；2，财政权；3，行政权；4，布道权；5，用人权。此五种情况中其余四条比较容易理解，关于布道权需要多说几句，中国自古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度。君主不但应该是实际政治中的首脑，也应该是宗教中的教皇，这里的宗教应该大而化之，包括君主一切赖以统治的意识形态的东西。比之与后世，在历代王朝，君主应该是儒家精神的形象代言人；在梁山水泊，君主应该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首席代表；在太平天国，君主应该是上帝在人间的化身。意识形态的力量千万不可小视，有时候直接决定现实政治，有时候是现实政治的副手。一个英名的君主一定要同时保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领袖地位，由于君主在意识形态内的活动主要靠像牧师那样的布道，所以我称之为布道权。韩非的原文是“行义”，只指就道德方面，我将其引申为意识形态，如果韩非看到我这样来解释，想必他也会同意的，他那个时代对布道权只是个模糊的认识，人类历史在经过两千年后，我才能够看得更清晰。韩非提出的这五种君主必须掌握的权力，虽然年代久远，但丝毫没有褪色，现在看来也无须补充。
最后韩非谈到的是赏罚之道，行使赏罚权是主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君主通过：知“道”——无为——虚静——用人派事——形名参同———赏罚，形成一个闭环，意味着功德圆满，修成正果。在这条链中，越靠前越具有哲学意味，越靠后越贴近实践。赏罚的前提是形名参同。君主依据大臣提出的方案授予其相应的责权，并根据责权考量功效。方案与责权；责权与功效两两相符才能获得奖赏，任一环节不相符都要受到惩罚，可见韩非对臣下要求很严格，不但要结果正确，还要过程正确。赏罚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赏如春风化雨，罚如电闪雷鸣。行使赏罚的要领是：对事不对人，法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偏心眼，论理论法该赏的，即便是最讨厌、最卑微的人也不能疏漏；该罚的，即便是最讨厌，最高贵的人也不能回避。在那个年代，与孔子提出的“刑不上上大夫”想比，韩非明显进步了许多。
《主道》这一篇为君主之道树立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从老子的哲学思想出发，一环套一环最后成为实实在在的行动。随后的几篇是对主道的补充和深入阐释。
2、“有度”与“守道”———以法治国，一用就灵。
在韩非的理论体系中。法是治国之本，术是御臣之鞭，而势是法术的载体。法与术相互渗透、又相辅相成，同样是为君主做加法，但又有所不同，法主要侧重于总量的增加，而术主要侧重于比重的增加。法是前提，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有度》和《守道》两篇从不同角度讲君主为什么要任法治国以及如何任法治国，因此放在一起。
《有度》就是要有法度，一开篇韩非用二十一字就道破法度与国势之间的关系。“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世上没有永远强大的国家，也没有永远衰弱的国家。一国之内奉行法律的人强，国家就强；奉行法律的人弱，国家就弱。话说到这就没法往下说了，为什么呢？因为理已经被说尽了。就像《古文观止》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