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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气坏了当政者。
当时留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典故的大将军司马昭，对嵇康拒官、绝交的举措大为不满，要是把汤武二位圣王放在眼里，那么还有什么样的君子能让你嵇康称是呢？周孔这样大贤人，你拿着不当东西，就别说我这魏国首辅了！
正好赶上嵇康的朋友吕安出了家乱，司马昭顺便也把嵇康牵扯进来。嵇康不为吕安辩证还好，一参与连本主也倒了霉：两人一同处斩。钟会在这次政治屠杀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向司马昭建议：“他这样名人，言论放荡，扰乱当今的教化，正该借此机会除掉。”
钟会是司马昭的心腹，在此之前也想结识嵇康这样的名士，不惜屈身往嵇康家去拜访。他去时，嵇康正在两腿衩开，坐在地上打铁，连个起码的礼节也不施给钟会。钟会见他不搭理自己，便悻悻然离开。临出门时，嵇康问道：“听见什么而来，看见什么而去？”，钟会回敬了他一句：“听到所听见的而来，看见所看见的而去。”从此，对嵇康怀恨在心，以后再借故杀他，也就不止怪了。
我有权，你就得往好处写我
在权力的高压下，“非所宜言”之言变得越来越少，历史的失真程度也就越来越大。在历史道德与社会道德之间更倾向后者，一旦历史道德所反映的真实性难以为社会道德所接受的时候，权力的介入就成自然而然的事了。而且，毕竟社会道德的标准版在历史时段如某朝、某代是掌握在权力阶层手中的。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去解释传统资源，如同《礼记·王制》对四种罪行“诛不以听”（不经审判就可处死刑）形成了诛杀“非所宜言”者的历史判例一样，《礼记·中庸》所云“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的原则也成了权力阶层要求历史道德服从政治威权的依据。桓温有权要求孙盛修改记录枋头战役失败的《晋阳秋》，苻坚有权烧毁记录其母亲“作风问题”的原始资料，凡此等等。
东晋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夏四月，大司马桓温决定讨伐前燕，率徐、兖、江、豫四州刺史共带五万兵力进抵前燕枋头（今河南浚县）。枋头乃军事要冲，原称枋堰，为曹操当年围攻袁尚于邺而建的军事拦河设施，其地处后被称枋头。前燕深知该地的重要性，一旦丢失，南部门户洞开。于是，赶忙向前秦求援，答以割虎牢（今河南荥阳）以西土地给前秦为出兵代价。前秦答应，计划派两员将领率两万人与前燕组成抗晋联军。九月，前燕先锋一千骑兵与晋军遭遇。先锋官慕容宙挑出二百骑兵挑战晋军，其余分三路埋伏起来。二百骑兵佯败，引诱晋军追击，埋伏的骑兵突出，把晋军杀败。晋军初战失利，士气受挫。稍后，又有几次交战，桓温没能得手。此时，晋军粮食储备殆尽，前秦援军又赶到，桓温决定急速撤军。由于行动仓促，导致秩序混乱。前燕只以八千骑兵追击，就把晋军的士气打没了。加上路上有伏击者，在襄邑（今河南睢县）一交手，桓温就损失了三万人马。溃退到淮城（今安徽毫州）又遭前秦军截止，勉强应付，算逃了一命，收敛散部在山阳（今江苏淮安）驻扎下来。所幸，燕晋联军没再往南追，让桓温有了喘息机会。
这种大败对桓温这种名将来说是无法言表的耻辱，更是他取晋而自代计划的意想不到的灾难！他要设法为自己开脱，使把罪责强加给豫州刺史袁真－－他责成袁真凿石门以通水运（运军粮），工程未完，粮食用尽。桓温上奏，要求贬袁为庶人。
袁当然不服，因为这是主将布置失当造成的，为了反击桓的霸道，袁不仅在上表中自洗罪名，还揭发了桓的种种罪状。朝廷知道桓早有取而代之的野心，惧于桓的实力，不敢答复袁。袁一气之下将据守的寿春（今安徽寿春）献给前燕，自己也投降了。
而整个事件之所以能真实地保留于历史之中，完全在于《晋阳秋》的作者孙盛“多长了一个心眼儿”，早在桓温逼迫之前就抄了两部《晋阳秋》副本交给了在前燕的友人。
孙盛是枋头之役的见证人又是历史著作家，他很负责任地记录了整个事件。当年，他是桓温的下属（参军，指挥部的参谋人员）。孙盛的《晋阳秋》（应为《晋春秋》，为避简文帝母亲郑太后乳名“阿春”而改）是一部响当当的“现代史”，作史风格朴实，文笔清晰、雄健，大受读者赞赏，唯有桓温大为不满。写《晋阳秋》时，孙已不再是桓的部下，已升任秘书监另兼给事中（国家出版局长、图书馆长兼皇帝的高级顾问），桓无法直接逼他，希望孙的儿子转话：“枋头之战固然我方失利，但绝不像你父亲孙盛所写的那样惨！如果此书照此流传下去，将会关系到你们家族的存亡。”
孙盛的儿子赶忙给桓温赔罪，并保证劝父亲修改《晋阳秋》中关于枋头之役的记录。（这与后来司马光的曾孙与司马光划清界线，在利益本质上何其相似及尔！）
孙盛的儿子们也都年纪不小了，头发已经发白，跪下来求老父为全家安全计删改枋头之役一节，但他一字未吐。儿子们瞒着老父，自己动手修改；改定后，让桓温过目，侥幸脱过灭门的大祸。
好在孙盛早已洞穿桓温的本性，知其必然要找该书的麻烦，在桓氏实施威胁之前，早将两件抄本寄往前燕属地辽东；后来，东晋孝武帝派人去辽东得到了未篡改的原本。
一场权力压迫下的“隐恶扬善”不但没能隐恶，反而更加丑陋。
政治名人对“隐恶扬善”的要求不只限重大事件，凡涉到个人、家族行为（风节）的也十分注意，以便维护自己“清白的历史”、“一贯正确的形像”。
那位在氐族汉化方面颇有建树的前秦国君（称“大秦天王”）苻坚，也学会汉人隐恶扬善（变种为“为尊者讳”）那一套。苻坚未得势之前，他的身世“很有问题”：母亲苟氏年轻守寡，与一位叫李威的将军互相倾慕，后来才嫁给了苻坚的父亲苻雄；时人认为苻坚乃李威的血脉，原始史料更有苟氏与李威隐秘关系的记载。（从这一点上，也不难理解此前的西汉王章为什么要引羌人杀首子以荡肠的习惯。）
苻坚听到过关于她母亲的“作风问题”的传闻（当时在少数民族中，根本就不算个问题），不顾制度规定，亲自调阅起居注和薄记，查到真情。为抹去母亲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也为了自己的荣誉，把原始资料付之一炬。后来的史家，只含糊其词地编了个关于他出生的神话：“其母苟氏尝游漳水，祈子于西门豹祠，其夜梦与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坚。”
我有权，你就得往好处写我
这个美丽的神话很符合上古帝王出生的模式，如殷祖先契的出生模式－－契的母亲简狄吞了鸟蛋而孕，生了契；又如周的女祖姜原践巨人脚印而妥生了弃（即后稷）；至少符合刘邦的出生模式－－刘邦的母亲在大泽之陂休息作了个梦，梦中遇见神人，刘邦的父亲去寻老婆时，见到蛟龙在自己的女人身上，后来呢，就生了刘邦。不过，在刘邦之后的帝王几乎没人用这个神话模式了。光武帝刘秀则完全凡人化，仅是写相貌不凡外，随后就是他爱种地的癖好；被曹丕（魏文帝）追补为武帝的曹操也没这么个神话般的出生经历，只是说“少机警，有权数，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云云。
到了帝王很世俗化的年代，苻坚竟然编了个如此动听的神话，只能是自取自羞了！只是他那恶劣的用权力压迫人、让人隐恶扬善的行径，不仅仅是个人作为，而是一种文化遗传、历史惯性。
在这方面，苻坚远不如孔融，孔融说：“父母不过是盛我们的罐子，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把我们给倒出来；如果发生饥荒，父亲又平素不象人样（无德性），那就把该给父亲吃的东西救济别人好了。”－－后人考证这个言论是曹操硬给孔融按在头上的，不过，它恰好证明了那个时代不再神化政治人物诞辰的事实。奇怪的是，苻坚在此制造了一次“返祖现象”。
孔融被杀算是“非所宜言”的一个案例，他在王章之后，在稽康之前，当然也在被桓温所逼迫的孙盛之前；苻坚强迫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