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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他的下士罗曼诺夫。
“你愿意有朝一日当一名军官吗？”
“谢谢您，上校同志，可是我希望回大学去读书。我父亲是个化学工程师，我
想继承他的事业。”
“那么，他是一个幸福的人，中士，咱们动身吧。”
十分钟后，汽车停在一座建筑物前。中士让上校下车，把车停在预定的位置，
从那里他能看到大门。他点燃一支烟，翻开一本书。这是一个好差事，比在一个摩
托化步兵连里踩着泥泞东奔西跑要好些。他看看表。老米沙一个钟头左右不会回来。
可怜的老家伙，他想，这么孤零零的。一个英雄怎么弄得这么悲惨。
在里面，例行程序十分固定，米沙连睡着觉都能照办不误。脱完衣服之后，他
取过毛巾、拖鞋和桦树枝，走向蒸汽室。今天来得比往常要早。老顾客们大部分还
没有露面。那更好，他增加了流向耐火砖的水量，坐下来让他那象是被猛烈敲打的
脑袋能够清醒过来。另外三个人分散在这房间里。他认识其中的两个人，但不很熟
识，谁都似乎不想说话。对米沙来说这非常好。只要轻轻动一动，他的上下腭就刺
痛，今天阿斯匹林的药力来得慢。
十五分钟后，他那雪白的身体汗如雨下。他抬头看看那服务员，听到他那让人
喝酒的行话——那时谁也不想喝——加上关于游泳池的情况。这似乎很象干这一行
人所说的话，但它的确切意义是：平安无事，我已做好传送准备。作为回答，米沙
用一种夸张的动作擦去眉毛上的汗（这在老军人也是很普通的）。准备好了。服务
员离去。米沙开始慢慢地数到三百。当他数到二百五十七的时候，一个酒鬼站起来
走了出去。米沙注意到这事，但并不着急。这种事他经历得多了。当他数到三百时，
双膝突然一直，站了起来，一句话没说就离开了房间。
擦身室的空气要凉得多。他看见那人还没有离去，还在同服务员谈些什么。米
沙站在那里耐心等待，以引起服务员的注意。他注意到米沙了。这年轻人定过来，
上校趋前几步迎上去。米沙在一块松了的瓷砖上绊了一下，差点跌倒了。他那只好
胳膊向前伸出。服务员抓住了他，或者说差不多抓住了。桦树枝失落在地面上。
那年轻人马上把它们拾起，帮助米沙站立起来。过不了几秒钟又给他一块淋浴
用的新毛巾，并送他前往。
“您没事吧，同志？”那人站在房间的另一头问道。
“没事，谢谢您。我这老胳膊老腿，又碰上这老地板。他们应该好好注意一下
这个地板了。”
“他们真该这样。来，咱们一块淋浴吧。”那人说。他大约四十岁，除了双眼
发红，无可描述之处。又一个酒鬼，米沙立刻认出来。
“那么，您经历过战争了？”
“坦克兵。在库尔斯克凸形阵地上，德国的最后一门炮打中了我——但我也打
中了它。”
“我的父亲曾在那里。他在科涅夫的第七近卫军服役。”
“我在另一个侧翼：第二坦克军，在康土坦丁·罗科索夫斯基的领导下，我参
加了最后一次战役。”
“我看得出来为什么，您是……”
“费利托夫，米哈伊尔·谢米扬诺维奇，坦克兵上校。”
“我是克列门蒂·弗拉基米罗维奇·瓦吐丁，但我不是什么英雄。认识您很高
兴，同志。”
“老年人是应该受到尊敬。”
瓦映丁的父亲曾在库尔斯克战役中服役，但他是作政委。他在内务人民委员部
以上校身份退休，他的儿子踏上了他的道路，后来在克格勃的机关里工作。
二十分钟后，上校出门去他的办公室，澡堂服务员又从后门溜出去，走进干洗
店的门。店主人从机器房里被叫了出来，他正在那里面给一个泵加油。为了安全，
这个接受暗盒的人应当既不知道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的工作地点。他把暗盒揣起
来，给他三瓶半公升的酒，又回去继续加他的油。每当这样的时候他总是心跳加速。
他暗中觉得有趣，当中央情报局“特务”——一个苏联国民为美国情报机关工作—
—这个隐蔽差事给他个人带来很多经济上的好处。柜台背后的酒类交易使他得到
“特券”卢布，可以到硬通货商店去购买西方商品的特级食品。他在洗去手上机油
的时候，拿这种好处同任务的紧张相比，又觉得踌躇。他作为这一连串单向传递人
的一部分，已经干了六个月。他在这条线上的工作很快就要告一段落（虽然他自己
还不知道）。他仍然要传递情报，但不是为红衣主教传递了。不久之后，在澡堂的
那个人就会另找工作，这根无名特务的联络线就会中断——即使克格勃第二管理局
那些毫不留情的反间谍人员也无可追踪。
十五分钟后，一位老顾客出现了，拿着她的英国上衣。那是一件阿夸斯卡顿公
司出品的取掉了拉链活里的衣服。跟往常一样，她说了一些关于要特别注意用最柔
和的干洗方法之类的话，他也总是点头答应并抗议说这是全苏联最好的洗衣店。可
是这商店没有印好的发票凭证，而是由他在复写板上手写三张。头一张用一根大头
针别在衣服上，第二张放在一个小盒里，第三张——他不给顾客，却光检查衣袋。
“同志，您的一些零钱忘在这里了。我谢谢您，可是我们不收额外的钱。”他
把钱、收据递过去。加上别的一些东西。就是这样容易。正象在西方那样，人们总
不检查衣袋。
“啊，您真是一个可尊敬的人。”这位女土用一种在苏联很普通的、奇怪的正
式口气说：“日安，同志。”
“彼此，彼此。”这人答道：“下一个！”
这位女士（她的名字叫斯维也特拉娜）和往常一样出店来走向地铁车站。按她
的时间表，如果两个接头人谁要是发生问题的话，她可以悠闲地散散步。莫斯科大
街上总是拥挤着忙忙碌碌。脸无笑容的人，许多人用短短一瞥的羡慕眼光看她的衣
服。她在 GOSPLAN（苏联的经济计划部门）工作，多次到西方旅行，买了好些英国
服装。在英国她被吸收参加英国秘密情报处。她被指派到红衣主教这条链上，是因
为美国在苏联没有那么多特务可用。她被安排在这条链子的中间，而不在任何一头。
她自己向西方提供的资料是低级的经济情报，实际上她偶尔传递情报的工作比她如
此自鸣得意的资料要有用得多。当然她的监控人决不会把这点告诉她；每一个特务
都认为他或者她自己掌握了迄今所能搞出来的最重要的情报。这使得这个行当更加
有趣，加上意识形态（或其它）方面的动力，特务们认为他们约职业是所有行当中
最美妙的，因为他们总是必须同他本国最难对付、足智多谋的人去斗智。斯维也特
拉娜实际上乐于生活在生和死的锯齿边缘上，虽然她自己也不知这是为什么。她还
相信她那身居高位的父亲——一个老资格的中央委员——能保护她的一切。他的权
势不是毕竟能使她每年去西欧旅行两三次吗？她的父亲是一个自负的人，但斯维也
特拉娜是他的独生女，是他的独生外孙儿的母亲，也是他那宇宙的中心。
她走进库兹涅茨基大桥车站，正看见一列车刚刚开走。时间的安排和配合总是
那么难以捉摸。在高峰期间，莫斯科地铁每隔三十秒钟就有一趟，斯维也特拉娜再
次对表，她到的正是时候。她的接头人应当是在下一趟车里。她顺着站台走到那确
定的地方，正是那趟车第二节车厢的前门，保证她能第一个先上。她的服装帮助了
她。她经常被误认为是外国人，而莫斯科人对待外国人是尊重的，这种尊重通常对
皇族或者患重病的人才有。她不需等候太久。很快就听到了列车开近的轰隆声。大
家都转过头——人们总是那样的——去看那车头的灯光，圆拱的车站里充满了刹车
的刺耳尖叫声。门开了，一群人涌出来。斯维也特拉娜上了车，向车后紧走几步。
她抓住头上的横杆——座位都满了，没有男人愿意让座——眼睛直视前方，直到列
车震动一下又重新开动。她那摘下手套的左手放在上衣口袋里。
她从来没有在列车上见过接头人的脸孔，但她知道他一定看过她的脸。不管他
是设，一定是欣赏她那窈窕身材的。她是从他的手势得知的。在车上人群拥挤中，
一只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