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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也将象不久以前的索科洛夫一样成为替罪羊。雅佐夫会作什么选择呢？
国防部长也是一个有抱负的人。在总书记“改革”倡议的掩护下，雅佐夫希望
利用他对军官团的了解来改造苏联军队——可能是希望整个军队职业化。纳尔莫诺
夫说过，他要拯救苏联经济，但同样权威的阿列克山德罗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
级传教士说，他是要破坏党本身的纯洁性。雅佐夫想从这个立场来重建军队。瓦吐
丁认为，这也将收到使军队效忠于纳尔莫诺夫本人的效果。
那使瓦吐丁烦恼。历史上，党曾经利用克格勃去保持对军队的控制。毕竟，军
队掌提了全部的枪，它一旦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并感到党的控制放松了……这个想
法太伤脑筋，令人难以忍受。一个军队只忠于总书记而不是党本身，让瓦吐丁更伤
脑筋，因为这将改变克格勃对整个苏维埃社会的现有关系。这样一来，对总书记就
没有限制了。他有军队作后盾，他就能按他的意志破坏克格勃，利用它去“改革”
整个的党。他将享有斯大林那样的权力。
新
在这一系列人事关系中我是怎样开始的？瓦吐丁问他自己。我是一个反谍报军
官，不是一个党的理论家。瓦吐丁上校一生中从来没有仔细考虑过国家发生的大事
件。他信任上级作重大决策，让自己做一些小的具体工作。现在不再是那样子了。
做了格拉西莫夫心腹之后，他便同这人联在一起了，不可解脱。这事发生得如此轻
易！的确是一夜之间——你一定要引人注意才可得将军级星徽。他一边想着，一边
冷笑。你总是想引人注意。喏，克列门蒂·弗拉基米罗维奇，你确实引人注意了。
瞧你现在处在什么地位！
处在克格勃主席和总书记本人的权力角斗之间。
这实在是十分滑稽可笑，他对自己说。他知道，如果格拉西莫夫失算，事情就
不会是这样了——但最大的讽刺是，克格勃主席如果垮台，纳尔莫诺夫奠定的自由
主义影响会保护瓦吐丁，他毕竟不过是作了合法上级的指定工作。他想他不会被关
进牢房，更不会被枪毙掉，曾几何时正是这样。他的官运会走到了头。他会被降级，
到鄂木斯克去管一个克格勃地方机构，或者是他们能找到的一个最不重要的“美缺”，
决不会再回到莫斯科中心了。
那也不很坏，他想。另一方面，如果格拉西莫夫成功了……也许是“二局”的
头头？那就更不坏了。
而你曾真正相信过你不搞“政治”就能发展你的事业了？但那已是无可选择了。
他要想逃出这个地方，就会身败名裂。瓦吐丁知道，他已身陷牢笼。要逃出去的唯
一办法，就是尽全力做好他的工作。
这场白日梦，在他回头去写报告时才结束了。他认为邦达连科上校是完全清白
的。他的档案查了又查，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他不是一个爱国者、中等水平以上的
军官。瓦吐了认为，费利托夫才是这个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神经错乱的结论，
这个戴勋章的英雄是个叛徒。
但我们怎样证明这一点？我们怎样在没有国防部长的合作下进行彻底的调查呢？
这是另一个难点。他要是调查失败，格拉西莫夫对他的工作不会有好感；但调查受
到了主席所强加的政治约束的阻碍。瓦吐丁回忆起，他在提升少校时几乎被忽略掉
；现在认识到，晋级的布告牌忽然改变主意对他又是多么不幸。
奇怪的是，他根本没有想到，一切问题都是由于克格勃主席有政治野心的结果。
他召集他手下的高级官员，一分钟后他们都来到了。
“费利托夫案子有进展吗？”他问。
“我们最干练的人在盯着他，”一个中级官员回答，“昼夜六个人。我们轮换
着值勤表，所以他不会经常看见（即仅不是完全看不见）同样的面孔。我们有电视
持续不断地监视他的公寓大楼的周围，有六个人每晚审查录象带。我们扩大了对美
英间谍中可疑分子和他们的一般外交人员的监视范围。我们竭尽人力，冒着反侦查
的危险，但那是不可避免的。我要汇报的唯一的新事情是，费利托夫在睡梦中不时
地说话——他对一个听起来象是叫罗曼罗夫的谈话。说的话太支离破碎，听不清楚，
但我有一个语言病理学家在研究它，可能会搞出点名堂来。总之，费利托夫放个屁，
也休想瞒过我们。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让手下人离他太近，不能保持连续不断
的视觉接触。每天，他转一个弯或者进一个商店，就有五到十五秒钟看不见他——
这样长的时间就足够进行一次‘擦身传递’或者‘死投’了。我毫无办法，除非你
不怕惊动他。”
瓦吐丁点点头。即便是最好的监视也有它的限度。
“哦，有一件怪事。”那个少校说：“昨天才听说的。大约每隔一星期左右，
费利托夫就要亲自拿文件销毁袋去焚化炉销毁。这在那里已习以为常，在昨晚上以
前，管文件销毁室的那个人都忘记告诉我们了。他是一个年轻人，下班后几小时，
才换上便衣去向我们报告。精明的小伙子。原来是，费利托夫在若干年以前就关心
这个系统的建立。我亲自检查过那个系统，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设备也正常，跟
我们这里一样。就这些了。实际上，这个对象唯一不寻常的是，他现在应该退休了。”
“阿尔土宁方面的调查情况如何？”瓦吐丁问下一个人。
另一个军官打开笔记本，“他被杀以前住在哪里，我们搞不清楚。可能他一个
人藏在什么地方。也许是他的朋友们保护着他，这些人我们还不知道是谁。我们还
没有确定他的死和外国人的活动有什么联系。他没有携带什么涉嫌他人的犯罪物品，
只有一些假证件，看来是出自外行人之手，但对边远共和国来说也够用了。如果他
死于中央情报局之手，那是一次完美无缺的惊人之作。没有破绽。没有。”
“你的意见？”
“阿尔土宁案已到尽头。”少校答道：“还有六件事需要检验确定，但没有一
点重大突破的希望。”他停了一会儿，“同志……”
“说下去。”
“我相信这是一次巧合。我认为阿尔土宁只是一次单纯的凶杀案的牺牲者，他
在错误的时间上了错误的车厢。我没有证据，但我感觉是这样。”
瓦吐丁考虑他的话。一个二局官员说他办的不是一件反间谍案，是需要不小道
义勇气的。
“你有多少把握？”
“我们不会有把握，上校同志，可是如果中央情报局搞这次谋杀，就该把尸体
处理了——或者，如果他们要用他的死来保护一个地位高的间谍，为什么不留下证
据来暗示他完全是另一个案件？没有假象留下，虽然这是留假证的好地方。”
“对，要是我们，就会那样做的。好见解。无论如何，把你的线索全部调查清
楚。”
“当然，上校同志。我想得四到六天。”
“还有别的吗？”瓦吐丁问。大家摇头，“很好，各人回科里去吧，同志们。”
玛丽·帕特·弗利心想，她要在冰球赛场上去完成这项工作。红衣主教经一个
从投币电话打来的错号电话的提醒，会到那里去的。她亲自去作传递。她的坤包里
有三个胶卷，一次握手就能做到。她的儿子在少年冰球队打球，费利托夫的侄孙也
在那里，而她每次赛球总是要去的。她要是不去，倒不正常了，而俄国人相信人们
是按一定程式生活的。她被盯梢了，这她知道。显然俄国人已加强监视，但她的影
子不是那么高明——或者至少是他们用同一个人老跟着她，玛丽·帕特在一天里多
次看见一个脸孔，就明白了。
玛丽·帕特丽夏·卡明斯基·弗利的祖先是典型的美国式，混杂一团，有些情
况在护照文件上没有写上去。她的祖父曾作过罗曼诺夫王室的侍从武官，教过皇太
子阿列克赛骑马——因这年轻人悲惨地患有血友病，这可真不是件小事，必须万分
小心才行。那就是他平庸一生中最高的成就了。他不是陆军军官之材，虽然朝廷中
的朋友们确保他升至上校。那一切带来的是他的团在组仑堡森林全军覆没，他被德
国人俘虏——然而他活过了一九二○年。得知他的妻子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
命动乱，他从此就没有回过俄国——他总是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