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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高当即成了关东博士集团“攻击”的对象。把野蛮的匈奴人和中土的关东诸侯国相提并论，是对关东诸侯国的侮辱，也是对关东博士集团的侮辱。赵高为此甚至遭到了某些愤怒的博士们的唾骂。
抛开中土人的自大和傲慢，剩下的就是“养虎为患”的担忧，说白了还是惧怕野蛮人，只不过谁也不愿意承认而已，而最让反对者害怕的就是武烈王一旦称霸北疆后，再与匈奴人结盟，那对咸阳的威胁太大了，对中土而言更是一个可怕的存在。
谁也不想看到一个凌驾于咸阳并威胁到整个中土安全的可怕力量。
这个在后世最为平常的御外之策，在这个时代竟然成了“洪荒猛兽”，竟然遭到朝堂上下的一致反对，这恐怕是武烈王公子宝鼎根本想不到的事。
不过想想也可以理解，中土人对北虏始终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否则刘邦也不至于在统一之初就御驾亲征了。如果他知道匈奴人的强悍，知道自己要遭遇白登之围的耻辱，以他的xìng格绝不会冒着身死国亡的危险去亲征。白登之战对中土的影响可谓深远，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中土人才重视匈奴人，才知道统一后的大漠野蛮人足以威胁到中土的安全，此后南北战争就成为历朝历代的噩梦。
在这个时代，让这群高高在上的贵族们承认野蛮人的强大，把野蛮人当作平等对手去对待，那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试想大秦即便有昭襄王时代横扫关东诸国的辉煌战绩，关东诸侯国也顽固地坚持西秦是蛮夷的理念。战场上输了，心理上却不服输，西秦就是虎狼之国，就是蛮夷之国，就算它吞并了六国统一了四海，它还是个野蛮的虎狼之国。
关东博士坚持这种观点，秦人也认同这种观点，包括大秦历代君王都承认自己文化上的不足。现在统一了，但文化却难以统一，这也是始皇帝和帝国的大臣们至今无力解决的难题之一。中土文化如何统一？大秦如何打造属于帝国自己的新文化？
在这种背景下，武烈王建议与匈奴人议和结盟，等于在大秦最深最痛的伤口上戳了一刀。关东博士们的“亡国之痛”终于找到了宣泄之处，他们大加挞伐，看上去是反对武烈王的奏议，实际上就是鞭挞大秦的痛处，让始皇帝和大秦本土权贵们痛彻入骨。
是人都要脸面，中土文化尤其彰显了这一点，所谓的礼仪，某种意义上就是维护统治阶层的脸面。皇帝也是人，贵族们也是人，也要脸面，比普通人更要脸面，他们脆弱的自尊根本接受不了自揭伤疤之痛。
刘邦和他的臣僚们大都出自贫贱，贫贱者没有条件接受最好的教育，所以他们的自尊心没有旧贵族的强烈，他们的脸面没有旧贵族的重要，于是“和亲”之策就出现了，而大汉的统治阶层们为此赢得了休养生息的时间，为百年后的洗雪前耻打下了基础。
“和亲”之策在这个时代提都不能提，否则就是找死，会被愤怒的口水活活淹死。“和亲”之策中的联姻不过是一种象征，其实匈奴人要的不是中土的公主，而是中土的贸易，互市回易才是“和亲”之策的核心。
匈奴人需要中土贸易，武烈王在边疆开市回易，匈奴人和武烈王的利益就此紧密相连，可以想像，此策对武烈王自身实力增涨的好处，反过来也就是对咸阳的坏处。
朝堂上的大臣们把这种坏处无限制放大，由此导致始皇帝，还有李斯等坚持集权的法家大臣们不再把目光紧盯着国内外局势的稳定，对武烈王的支持也迅速动摇。虽然赵高等蓼园一系的官员们不遗余力地宣扬此策的优点，但因为自尊心作祟，大秦的脸面尤其重要，大多数人都无法把匈奴人放在平等对待的位置上，这导致赵高等人在朝堂上非常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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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高十万火急书告武烈王，把咸阳朝堂上的争论详细告之。赵高很悲观，认为武烈王在关键时刻犯了一个致命错误，而这个错误足以把武烈王打入深渊。
赵高问计于武烈王，请武烈王马上拿出一个对策，否则此次必败无疑。
始皇帝也急书武烈王，虽然他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但从大局出发，他也认为此策欠妥，请武烈王重新考虑。另外，通过此次事件，始皇帝倒是坚定了打击王贲的决心。朝堂上的文武大臣们越是一致抨击武烈王，孤立武烈王，越是让始皇帝相信武烈王。
武烈王孤立于朝堂，必然要赢得始皇帝的支持，必然要帮助始皇帝集权中央，帮助始皇帝打击“分封”贵族，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这两份书信几乎在同一天抵达平城。
宝鼎大为兴奋，对唐仰和琴珪高兴地说道，“大事已定，北疆无忧。”
唐仰和琴珪却高兴不起来。始皇帝来信，请宝鼎慎重考虑“停战开市”之策，至于“议和结盟”提都没提，很明显，始皇帝需要宝鼎继续坐镇北疆，反过来说，宝鼎在这次北军控制权之争中取得了胜利，北军内部爆发危机的责任由王贲承担，王贲要离开北疆了。王贲一走，西北疆势力群龙无首，李信和méng恬又隶属于其他政治势力，宝鼎可以轻松控制西北疆。
北疆是无忧了，但北疆镇戍策略却引来了新的危机，假如宝鼎中止与匈奴人的谈判，未来的北疆形势不容乐观。
“咸阳的事情如何解决？”唐仰忧心忡忡地问道，“此事如果不能平息，皇帝恐怕也不会给你明确支持，或者至少要拖延很长时间才会调离王贲，这对我们非常不利。”
“若想马上调十万大军回镇京师，就必须先行解决王贲。”琴珪也说道，“王贲不走，十万大军无法调动，事情会充满变数，会越来越麻烦。”
宝鼎微笑点头，“还记得我师傅韩非撰写的《西行游记》吗？”
唐仰和琴珪互相看看，目lù惊诧之sè。
韩非子的《西行游记》早在韩非子去世之前就写好了。宝鼎一度想在造纸成功后，以活字印刷的方式推广于天下。造纸经过墨家、琴氏多年的研发，纸张的质量已经得到提高，不过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纸张始终没有量产，仅仅在皇宫和少数权贵间使用，算是一种奢侈品。活字印刷也研发成功，赵高有段时间曾亲自督促此事，打算把《西行游记》刊印于世，但同样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一计划也搁置了。
赵高曾在宝鼎面前立下誓言，此事他一定要完成。赵高出任少府卿后，主掌官方作坊，加大了造纸和印刷术的研发力度，同时他请来韩非的一帮弟子系统编撰韩非的法家学术，打算把韩非的法家学术推广于天下。至于《西行游记》，现在不过是这部书里的一篇文章而已。
赵高雄心勃勃，要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件功在千秋的大事。宝鼎非常支持，曾在始皇帝面前提到此事。始皇帝同样支持，特意召见赵高与其详细商讨。想象一下，这部书代表了大秦“法治”思想的法家学术，代表了大秦基本国策的中央集权制，代表了中土统一的文字，代表了大秦新技术的造纸和活字印刷术，等等，这些将对大秦，对整个中土，产生何种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唐仰明白了，琴珪也明白了，对宝鼎的谋略更是佩服到了极致。
这个时候把韩非子的法家思想推广于天下，等于向整个中土宣扬大秦的“法治”，大秦的“中央集权”制，大秦统一四海的事实，同时，它对中土文化思想的统一，对中土之民认同和接受大秦律法也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此策一出，始皇帝和以李斯为首的“集权”贵族集团会给予武烈王更多的信任，共同的政治理念会让他们不遗余力地支持武烈王。有了中枢核心的支持，再加上十万大军回镇京师，加上武烈王对北军的完全掌控，“集权”贵族集团可以向“分封”贵族集团展开全方位的攻击，“集权”大风暴将席卷整个中土。
到了那一刻，“分封”贵族集团自顾不暇，一方面要阻碍“集权”贵族集团的“攻击”，一方面要向武烈王妥协以赢得大秦“第三股”政治势力的支援，哪里还有时间和条件去反对与匈奴人的议和结盟？
“给皇帝的回信我来写。”宝鼎说道，“你们给赵高和甘罗等人写信，务必把这一计策的关键之处解说清楚。”
唐仰和琴珪连声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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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看到宝鼎的回信，不禁拍案叫好。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