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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云南讲武堂展览里有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军校仪仗兵，军装是日式的，但兵的手里，却拿着一支方天画戟，想必，其他的仪仗兵手里，拿的也是斧钺之类的家伙。这些仪仗兵似乎在仿古，古代的皇帝和高级军事首领，身边的仪仗护卫，的确拿的都是这种好看而不中用的玩意，但也可能是学法国，因为法国人到现在，某些仪仗队依然拿着古代的冷兵器。
仪仗兵手里的方天画戟，并不能改变这里现代军事教育的本色。然而，跟所有清末的改革一样，军事现代化的改革，在将军队引向现代化的同时，也威胁着这个王朝。改革的步伐走得越快，似乎越是反衬出主导这个改革的王朝政府的落后和腐朽。因此，改革产生的新式陆军，尤其是这些新式学堂的学生，反而成为王朝政府所要防范的对象。那些原本作为改革对象的巡防营，尽管落后、野蛮，没有训练，但却令各级政府官员放心，成为监视新军，尤其是讲武堂的依靠力量。在清朝灭亡前的几年里，新军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官兵受到监视，平时不发子弹，即使在实弹训练中，也要严格掌控所发的子弹数量。当时的云南，主政的云贵总督李经羲，还算开明，对新军戒备还不太严，而且他对蔡锷特别赏识，新军和讲武堂的武器弹药使用，尽管有诸多的限制，但是至少他们还是能见到子弹。
然而，防范越严，新军的反心越重，与其说新军士兵和军事学校的学生是被革命的思想“带坏”的，倒不如说是被政府大员们一系列的猜忌、防范逼反的，尤其重用巡防营的做法，影响尤坏，彻底消解了新军基于自身现代性的自豪感和优越感。云南讲武堂的学生们，很自觉地在每次实弹演习中，把子弹节省下来，发十五发，只打五发，剩下的都交给一些进步的教官，统一保管，积攒起来，为起义做准备。
武昌起义后，云南很快响应，平时积攒下来的子弹，最终让新军和讲武堂学生攻下了军械局和总督府，云贵总督李经羲被从床底下拖出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起义军的司令，居然是自己一直特别欣赏的协统（旅长）蔡锷，呆了半晌。最后，蔡锷把李经羲放了，让他去了香港。就这样，清朝的军事现代化努力，最终成为压垮这个王朝骆驼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不，应该是最后一粒沙砾。讲武堂操场上被磨得很光的沙砾，实际上也参与了一场战斗并不激烈的革命。
有人说，凡是专制国家，大家都呼吁改革，但是一改革，反而覆灭得更快，清朝就是一个例子。其实，改革变成一个王朝政府的催命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改革过程中政府自己变化太小，以至于变成为引入新因素的对立面，苦心引进的新因子也就变成了自己的敌人。如果自己变化步伐快一点，事情也许就不会是这个样子。国家现代化变革成功的例子也有，比如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人家政府推进的改革，就没有最终吞噬政府自己，那里，学习西方建立的新式军队，反而成为政府变革的推动力量，而且是变革了的政府的依赖。
从讲武堂参观完毕，看见云南讲武堂的操场上，只有几个闲散的老人。一个正在练太极剑的大娘，成为这片沙砾上唯一还有点“武气”的人。讲武堂操场上的沙砾，现在轮到大娘们在踩了。
35。对毒与赌的另一种期待
养儿子都希望他出息，古今一个道理。苏东坡作诗，说是“但愿生儿愚且直”，那是气话。不过，在中国，还真就有不希望儿子成材的父母，对他们来说，儿子不出去惹事，不做特别厉害的败家子，就足了。这样的父母，一般都小有家资，膝下的宝贝儿子如果不是玩了命地败，估计一时半会儿败不光。他们培养儿子的办法很独特：教儿子抽鸦片。
清末民初的北京，这样的人家还真不少，好好的孩子，刚长成个模样，就把烟枪拿来，非让熏一口，不大工夫，孩子就成了烟鬼，每天不吃饭行，少了“福寿膏”（当时人对鸦片的雅称）万万不能。有了这口嗜好之后，精神委靡，身子骨长得跟衣服架子似的，成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瘾大的可以昼夜都待在床上，吃喝拉撒不动窝，经年累月不出门。这样的儿子，按说是废了，但是有一样好处，那就是不可能出去惹是生非，当然也不可能出去干“大事”，比如大笔的买卖（一般都是吃人骗），追歌星，泡戏子，甚至下海玩票。他们的家长，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好在那个年月，鸦片没有现在值钱，即便天天消费，也耗得起。
军队是用来打仗的，但是也有军队的首长，不仅不指望手下的军人打仗，只希望他们不生事，只要当兵的老实待在军营里，就阿弥陀佛。清朝的道光年间，广州的水师，很是剽悍，可惜只表现在上岸以后，在水里的时候，跟绵羊似的，连鸦片走私船都打不过。在岸上的剽悍也是剽悍，包娼包赌，寻衅闹事，动辄插刀子放血，连八旗驻防兵都敢惹。水师的领导，很是发愁，因为乱子一大，自家的官位就不保，总得想个办法，把这些丘八爷拴住才行。于是，也不知是哪一任的水师提督帐下的师爷，想出来一个绝招，开彩赌博，立一个花会，有几十种花头，任参赌的人下注，每天开彩两次，每次都有一两种花头中彩，每注额度不大，押中的，就可以有几十倍的利益（是今天六合彩的祖先）。这样一来，果然把水师士兵牢牢地吸在了军营里，安静了许多。
安静了的儿子和安静了的士兵，都成了废物，但却都实现了他们各自“领导”的期待。别误会，古代的人也是人，跟我们现在差不多，当年的领导没有吃错药，这样的期待，其实是形势逼出来的，不是说，形势比人强吗？
引导儿子吸鸦片的，多系八旗中人，而且是有头有脸的那一帮，什么王爷、贝勒、贝子和将军、云骑尉什么的。到了大清快要不行的当口，这些人家的子弟，多半都不学好，教也教不明白，改也改不过来，没出息待在家里还好，一出来，准惹事败家，眼看着家里的那点底已经薄了，皇上的铁杆庄稼也靠不住了，打算多过两天富裕日子，想来想去，也就只有把孩子圈在家里这一招。八旗人家开了头，后来北京的小康之家也跟着学，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怪事干的人多了，也就见怪不怪，反倒显得咱们老北京厚道。
广东水师也是这样，到了道光年间，距离打台湾已经过去了百多年，承平日久，陆上的绿营还说不定有个土匪和造反的农民需要剿，水师则连这点事都没有。没事做，却有走私者的贿赂可以享用，饱暖思淫欲，不闹事才怪！凡事，积习已久，成为大家共同的习惯性行为，就难改了，除非把这个群体整体换掉——显然，这是谁也做不到的。因此，做领导的，为了自己在任期间的太平，开花会赌博，倒也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
咱们中国人的老祖宗真是高明，老早就造出了“饮鸩止渴”这个成语。对于得过且过的领导来说，做事的原则，是需要第一，况且，这个“鸩”（毒药）又不是自己喝下去，混一天算一天，如果侥幸混过了，“管他以后洪水滔天”。
法国的路易十五，比起咱中国的官来，算个甚！这句名言安在他的头上，简直胡闹，完全不尊重知识产权嘛！
36。旧医，还是中医？
在今天的中国甚至世界，恐怕不会有什么人提出要废止中医，如果真的有人说这样的话，那么大家即使不认为他是精神病，也只当是酒后胡言。然而，在七十年前的中国，这样的议论却是家常便饭，时常在报刊上露面，一干“五四”精英类似的鼓噪，了解那段历史的人，肯定有所耳闻，即使不了解，稍微熟悉一点鲁迅的，从他对中医那深恶痛绝的态度，大概可以推测，在那个时代，中医在这些精英眼里是个什么形象。不过，连我这个学近现代思想史专业的人，也绝没有想到，在“五四”过去十年的时候，这种废止中医的书生议论，居然被刚刚获得政权的国民政府打算付诸实行，从而惹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乱子。
在1928—1929年间，刚刚定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其实并不完全像我们的党史和现代史教科书说得那样，丧尽人心，分崩离析，至少中产阶级和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对之还是充满期待的，而这个政府也是蛮想有所作为的，只是政府中人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