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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知道梁启超20世纪20年代末死于协和医院一次失败的手术。当时梁启超身患肾疾，主刀医生却误把梁启超健康的肾割掉，结果导致不治。这个医疗事故，在梁启超的坚持下，其家人一直讳莫如深，直到很久以后，才被披露出来。在此之前，胡适先生也生过一场不小的病，巧得很，也是肾炎，在西医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找到当时上海的著名中医陆仲安，几副药下去，居然治好了。奇怪的是，胡适先生对此也讳莫如深，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写了文章，简单提到过，然后就开始含糊其辞，始终不肯痛快承认此事，那篇文章也不收进《胡适文存》，到了晚年，甚至抓住有关报道中的枝节错误，矢口否认。害得胡适先生最忠实的门徒罗尔纲先生，大惑不解，不明白一直痛恨说假话的先生，为什么自己要说假话。（参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
一个被西医治坏了不肯声张，一个被中医治好了，也不肯声张，疗效虽殊，但用心却一，都是为了给西医留面子，生怕败坏了西医的名声。一个不惜以身相殉，一个不怕背上负义之名，就西医而言，委实令人感动。无论后人对此有何评价，二人此举，毕竟标志着他们是有信念之人，不会因为一时的个人遭际，就放弃或者怀疑自己的信念。
不用说，他们的信念是科学主义。尽管二位基本上没有受过多少科学的教育和训练，研究的对象，也不过是中国自家老店里的旧货色，梁启超只是自己看了几本粗浅的科学启蒙书籍，胡适到美国留学，开始学农学，被一个苹果难倒，随即转成哲学了，但他们对科学的信念，却坚定得令人咋舌。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时代大部分提倡西学的人，骨子里都是科学主义者，认可西学，就是因为里面有科学的道理，而这个道理，恰是具有验效而且能征服国人的。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所谓科学和玄学论战，其实所谓的“玄学”未必没有一点道理，却被一边倒地批倒批臭，将之混同于扶乩、请神之类的迷信，科学主义在学界高奏胜利凯歌。其中，虽说梁启超先生，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学界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思想有所回归，但科学主义的虔诚，却依然没能因此而动摇。原因很简单，他毕竟是中国比较早震撼于西方先进科技成果，进而追求维新之人。
尽管在今天看来，科学主义并不那么令人信服，但就当时的情景而言，他们对西医的维护，确有道理。在20世纪20年代，虽然科学已经没有多少人敢出来说半个不字，但西医在中国还处在幼苗阶段，偌大的国家，四亿多人口，像样的西医，满打满算，也不足万人，系统受过教育的中国医生更是少得可怜。梁启超的手术事故，的确是某个西医的错，但并不代表整个西医体系全错了，尽管这个错发生在中国顶尖的协和医院，也并不奇怪。中医治好了胡适西医治不好的病，也不代表整体上西医不如中医。现代的医疗卫生防疫体系，主要得依赖西医，才能建立起来，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这两位大学者不会以个体案例否定全体，但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却不可避免地有着这样的习惯，恰好这两个案例，又发生在这样两个酷爱科学。推崇西医的大名人头上，如果炒作出来，其影响所及，给西医造成的麻烦，肯定是难以预料的。反过来，中医也一样会有失误和事故，甚至草菅人命地胡治，如果以概率计算，中医出的问题肯定更多。翻一下过去的笔记，这种虎狼之医的记载，还是很多的，如鲁迅先生那种个体体验，拿破鼓皮和墨水来治病的中医，实在不乏其人，所以，单就一个方面的个体事件来说事，肯定是不够公平的。
不过，历史走到今天，中西医的位置已经倒过来了，显然是具有宝贵价值的中医，已经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如果今天的人们，还跟当年的梁启超和胡适一样，恐怕这二人死后有知，也未必会赞同的。
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近代化的政治变革。当时，甲午惨败后的中国，山河破碎，国将不国。初登政治舞台的维新派志士，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从思想启蒙到制度变革，从强兵富国到科举改革，大事要事急迫得挤破门，但是，你也许想不到，在那个火烧眉毛的当口，维新人士所热中的要务，除了政治变法之外居然是妇女的“不缠足”。
“不缠足运动”是维新运动期间唯一火暴的社会改良运动。在运动期间，全国一共涌现了近百个各种名目的学会，无论哪一个都不及“不缠足会”那样红火且持久。康有为初出茅庐第一件“维新事业”就是组织“不缠足会”，虽说是拾洋教士的牙慧，也没什么人响应，但他对女人脚的重视可见一斑。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笔政，没断了为“不缠足运动”鼓与呼。在《时务报》耸动天下洛阳纸贵的时候，金贵的版面上常有“不缠足”的话题。开明的士大夫，从封疆大吏（张之洞）到秀才童生，一时似乎都把“不缠足”当成了非办不可的要务。有些童生甚至连自家的考具上也贴上了“不缠足会”字样，考试都不忘为女人放足。
这些发起和参与“不缠足运动”的健将，都是不折不扣的男人，而且是当时中国站在前列的男人。不言而喻，这样的“妇女解放运动”势必充斥着男性话语。在这些大男人眼里，放足无非是为了“宜家”、“善种”。问题是，在那个百事待兴、手忙脚乱的时候，一群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大男人，为什么偏偏对女人的脚这么感兴趣？
显然，众维新好汉当时的“理由”是不足为据的，什么放足可使“执业之人”增加一倍，从而“土产物宜亦增一倍，各处税务亦增一倍”（《湘报》第53号），什么不缠足以后“上纡国难，美人战亦援桴而来”（《湘报》第66号），当时有没有人信我们不得而知，至少现在信的人不会太多。中国下层劳动阶层的妇女，虽然绝大多数都被缠成了小脚，但似乎从来就没有闲着过，忙里忙外，甚至比男人干得还要多。近代纺织业，中外资本家所雇用女工，基本上依然是裹着一双小脚的中国妇女。娘子军的说法虽然自古就有，花木兰的形象尽人皆知，但是我们知道，自古以来，仗毕竟还是男人打的，再有多少国难，也轮不上女人“援桴而来”。
缠足的恶习实源于中国男人某种畸态的性心理。最早的缠足据说是出于南唐李后主，“李后主宫嫔窅娘，纤丽善舞，以帛裹足，令纤小屈上如新月状，由是人皆效之”（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后经理学浸润，遂成风尚。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人蓄辫和缠足两大特征受到了西方人最无情的嘲笑。当年，西方人搞所谓中国展览，总是忘不了将小脚和绣鞋摆在显著的位置，影响之深远可怕至极，直到今天，还会有美国人问中国来的学生，你们那里的女孩子还裹脚吗？蓄辫有关清朝“国体”，想动太难，而缠足却可以“革”掉的。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人，最受不了的就是西方人视之为不开化的“土人”，羞于“野蛮贻诮于邻国”（康有为语）。可是，遍地的小脚却成了这种“西方说法”的一个活生生的证据，令国人欲辩还休。毕竟，像辜鸿铭那样强夸小脚的厚脸皮还不多见。
恰是急于抹掉这种耻辱印记的强烈冲动，才使得作为中国近代化运动之一的戊戌维新，被抹上了一笔“妇女解放”的重重油彩，尽管里面只是男人在张罗解放女人的脚，而被解放的女人对此并不热心。运动中人把“不缠足”上升到“保种”的高度，其实只是运动展开后的一种夸张性思索的结果。当然，作为运动的副产品，传统士大夫嗜痂成癖的“品莲（欣赏小脚）”性意识也受到了冲击，不仅维新人士视之为“轻薄猥贱之事”（梁启超语），就是开明一点的士人，也再难以以此为荣。在羞惭缠足习俗的现象同时，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心理也感到了羞惭。毕竟中国男人也是人，不仅历史上不断有人对此恶俗表示不满，对女子的境遇感到同情，就是那些有“莲”癖的人，其实也知道缠足的过程相当残忍和不人道。自西方基督教大规模登陆以来，中国人尤其是士人对洋教在中国的行为做了地毯式轰炸的抨击，但就目前能看到的几千份揭帖来看，竟然没有发现反击教会提倡不缠足的，好像大家有意约好避开这个话题似的。这种缄默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