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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这以后，继任的留学监督再也不敢为难留学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留学生们也就日益胆大妄为，不再把辫子塞在帽子里，隆起一座富士山，纷纷剪下辫子跟日本下女换酒喝了。风气所及，连满族学生也受影响，不过，这帮八旗子弟多半未必真的下手，倒是将剪辫变成一种跟家里人要钱的手段。端方的儿子也留学日本，到日本没几天，就把带来的学费、生活费连同回去的旅费统统花了个精光，然后问老子要钱。老子闻后大怒，不给。儿子又来一信：再不给钱就剪辫子换钱！端方虽是满人官僚里的开明派，但满人剪辫子毕竟不成话，于是赶紧给儿子汇去一千大洋。
当年留学日本的人，绝大多数去得快，回来得也快。因为一来国人真正肯下工夫的少，二来日本人也比较会糊弄中国人，大批地办速成学校，一年甚至半年就打发中国人学成回国。回国的留学生有的虽然连正经日语都不会说，只跟下女学会了几句戏谑的话，但却大批地担任国内新学堂的教师。这样一来，剪辫子的“不良风气”就传给了国内的学生。为了防止境外反动思潮的侵蚀，清朝的地方官采取了许多紧急措施，最主要的就是规定学堂的教员不能没有辫子。可是，如果这条规定严格执行起来，那么学堂就有办不下去的危险，因为留学生没有几个有辫子的。没有办法，只好变通，允许“海归”们弄条假辫子挂上充数，结果国内一时间假发店大发利市，生意奇好。鲁迅回国的时候，也买了一条假辫子，可是那些冬烘的先生，偏要像苍蝇见了血似的盯在后面品来品去，研究辫子的真伪，逼得鲁迅一怒之下干脆扔了假辫子，就光着脑袋走来走去。——学校居然也没有辞退他。其他回国的“海归”，装假辫子的经历大抵差不多，都先后被过于苛求的赵老太爷们逼上了梁山，最后大家索性不要辫子了。
当然，事情也没有那么绝对，海归们也有自愿挂假辫子的时候——那是朝廷授予他们洋进士、洋举人的时候。晚清新政曾经弄过某种中西合璧的玩意，给留学回国、学而有成的海归们授科举的头衔。举行一个小小的考试，按成绩，也按留学生在国外拿的学位，学工的授工科进士和举人，学农的授农科进士和举人，学军事的，就授兵科进士和举人，当然，如果是学牙医的，就授牙科进士和举人。我们很多近代的大名人，像严复、李四光、蔡锷、唐继尧、吴禄贞、蒋方震，都得过这种科名。虽然那时候很多时髦的人都在骂科举，但真要是头上落个进士、举人的头衔，谁都不会拒毕竟，那东西我们祖祖辈辈为之奋斗了那么多年。
再后来，革命了。革命党只要起义成功，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剪辫子。有的地方甚至规定，凡是不肯剪辫子的人，不予公民权。更多的时候，革命党人是靠武力强迫，抓住有辫子的，按倒就剪。害得农民不敢进城，街上流行戴尖的高帽子，当年见于日本的“富士山”转移到了中国。但是一门心思革命的人很不理解，为什么国人对自己奴隶的标志这么看重？一个很有革命思想的军官冯玉祥，下令他的部下士兵统统剪掉辫子，他亲自带人手持驳壳枪监督，士兵们哭得呼天抢地，纷纷把剪下来的辫子珍重地包好藏起来。冯很愤怒，也很无奈。可是，过了不久，当冯玉祥也变成了一方军阀，他招兵的时候，定下一个关键的条件就是，没有辫子的不要——有辫子的农民，才是真正的老实人，招来当兵——塌实。
再到后来的后来，国人的辫子逐渐地没了，毕竟乡下人敌不过城里人。在乡下向城里看齐的过程中，随着风习的改变，九斤老太和赵老太爷都渐渐地没了市场，被城里人强行剪掉辫子的农民，安然无恙的日子一长，大家突然发现，原来没有辫子也是可以活的，而且活得很方便。可是，辫子没有了，神还在。这是冯骥才小说《神鞭》里说的，小说主人公傻二原来有一手甩辫子的“神功”，参加义和团，辫子被洋人的洋枪洋炮打没了，但练了洋枪，一样神乎其技，百发百中。此话，从另一个角度讲似乎更对——辫子没了，奴性还在，在某些特殊的条件下，甚至还会变本加厉。上层的人，讲“政治贞操”（注意：讲的都是大男人），下层的人，矮着身子狂呼万岁。
其实，个中的道理是常识：奴性之有无，是脑袋里面的事情，跟脑袋上的头发无关。
48。董仲舒与春秋折狱
所谓“春秋折狱”，就是以儒家经典《春秋》为法典来断案子，此招据说是西汉大儒董仲舒出的。董仲舒一生做官做得不大，长时间里待在博士位置上，那时的博士属于官衔，但位卑而且清寒。董仲舒最大的官是一个诸侯国的相，而且时间做得不久。董仲舒虽然官做得不大，但作为儒者的名气却不小，据说对于《春秋》，谁也没他熟。离任后，朝廷有了疑难案件，廷尉张汤总是去问他，于是就有了一系列的“春秋折狱”。董仲舒在今天看来堪称一代奇才，或者说怪杰，很大程度上，汉武帝是因为他的缘故，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但是，他手里的儒术，却是个糅合儒、法、道和阴阳家的杂货铺。他那套以人事配天象，天人合一的理论，孔夫子如果地下有知，肯定会哭笑不得，恨不得再死一回。也许就是这套神神怪怪的儒术，才真正打动了喜欢方士的汉武帝。
董仲舒是做过五经博士的人，对《春秋》情有独钟。虽然那时的博士非现在的博士，但学问还是有的，肯定能把《春秋》倒背如流，而且还非常善于学以致用，联系实际，“春秋折狱”就是一个典范。
在今天的人看来，《春秋》是历史，撑死了将之说成哲学，无论如何也扯不到法律上去，以《春秋》断狱，肯定是“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谈不上起码的法律公正。以往，人们谈起“春秋折狱”来，大抵上是看做笑柄的。但事实上，董仲舒的引经折狱，并非一味地以道德代替法律，以迂腐之论遮蔽事实。
现今留下来的“春秋折狱”的事例已经不多了，以留传下来的几个故事看，董老先生其实是挺明白事理的，所断案件往往既合乎法理，又近乎人情。留下来的春秋折狱第一个案件是某甲的父亲与人争吵，说急了就打了起来，对方拔出剑来一剑向某甲父亲刺去，某甲情急之下，抄起棍子抡圆了就向对方打去，不想人家一闪，反而把自家老爹打伤了。断此案的官员们要以殴父的罪名判某甲。董仲舒说，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父而父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按动机，某甲本是救父不是殴父，伤父乃是无意误伤，理当无罪释放。（《太平御览》卷六四〇）这个案件如果放到今天，大概也不能判某甲有伤父之罪。而在当时，一个人如果蒙上了殴父之罪，肯定性命不保，所以董仲舒虽然不依刑律，毕竟判得有理，而且是做了件好事。
第二个案件说的是有个渔民出海遇风暴，船破身亡死不见尸，其妻遂改嫁他人。这件事对于海边的渔民本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这次不知怎么的就让人给告了官。因为按当时的律条，夫死未葬不许改嫁，否则就是私嫁，律当弃市，就是杀头。而那些武断的地方官们，还真的要杀这个可怜的妇人的头。然而，董仲舒出来说话了。他说，按春秋之义，夫人嫁于齐。说的就是如果丈夫死了没有儿子，就可以再嫁，而且再嫁者没有淫奔之心，只是为了生活，所以，统统无罪。（《太平御览》卷六四〇）对于这项判决，我们无论董老先生依据的是什么，不击节赞赏大概是不行的。为了通情达理，不伤及无辜，董仲舒居然找到了不是借口的借口，把《春秋》记载的一件平常的史实，拿来做了为那可怜的妇人开罪的理由。看来，春秋折狱其实并不迂腐。
只有第三个案件有点问题。这个案件非常简单，一个人的养子杀了人，他将其藏起来。事发之后，父子两人都关进了监狱。按传统的社会常理，如果这二人是亲父子，老子肯定没事儿，父为子隐嘛！可是，由于他们没有血缘关系，有人认为这人包庇罪犯所以有罪。在那个时代，包庇罪不是轻罪，而是要与所包庇的罪犯同罪的。董仲舒这回依旧是持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过他这次没有引证《春秋》，而从《诗经》里找到了依据。他说，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所以养子也是儿子，一样符合“父为子隐”的“法则”，故而，儿子可以判罪，而老子理应开释。（杜佑：《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