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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中，孟子是主张汤武革命具有合法性，而韩非则反乎是。对于一统天下的秦朝来说，不存在这种统治合法性的两难之局，首先嬴政的天下不是从周天子手里夺来的，而且他公开奉行法家学说，所以，在他那里，只承认黄生的道理就行了。但是自刘邦以后，在这个问题上事情就比较麻烦，顾了哪一头，另外的一头都未免有些尴尬。而越来越被重视的儒家学说，越来越多地被儒生们用来弥缝统治的缝隙，粉饰皇家的天下，理论上越是说不清楚的事情还越是要说，甚至还敢在皇帝面前说，然而，还真就是说不清楚。钱鐘书先生说：“儒家既严树纲常名教，而曲意回护‘汤武革命’”，结果是“说终难圆，义不免堕”（《管锥编》），越涂越黑。最后还是皇帝聪明，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将“马肝”抬出来做和事佬，干脆回避了之。
56。小报告与大字报
在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大（小）字报了。提起它们，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文革”，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和大热闹中，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曾是中国的一景，经过“文革”的城里人，除了不会说话的娃娃和从一开始就被打翻在地并踏上千万只脚的人，又有谁没贴过或者被贴过大（小）字报呢？大（小）字报似乎已经与“文革”一起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
如果翻一翻史书，我们就会发现大（小）字报的历史还真是长，大概从蔡伦造出了便宜的纸之后，街巷和城垣上就开始出现揭帖，属于中国人最早的作品发表方式之一。东汉末年类似“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别父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之类的歌谣，在诞生的时候，大抵是以无头帖子的形式出现在墙上的。这些揭帖，实际上就是最早的大字报。从一开始，它们就是人们发泄不满，抨击时政的工具。它们中既有如上泛泛的讥讽，也有针对某人某事的攻击，比如北宋末年童贯、蔡京专权时，有无头帖云：“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而明代成化年间，六科给事中的选拔，只取体貌伟岸者，于是有帖道：“选科不用选文章，只要生来胡胖长。”其中，做学官的人大概最发憷的是那些舞文弄墨的秀才举子，稍有不慎，就会弄出来几个骂你的无头帖子。显然，这样的东西，当权的人包括皇帝是不会喜欢的。
前几天随便翻书，见到一则明太祖朱元璋对国子监下的敕谕，属于那种朱皇帝口授，翰林学士笔录的，很是原汁原味，其中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今后学规严紧，若有无稽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面。钦此！”不言而喻，朱皇帝在口授这则敕谕时，有点肝火上蹿。当然，这有原因的。我们知道，元代对科举和官学一向漫不经心，又经过元末明初的战乱，朱元璋登基以后，人才奇缺，因此，不得不靠设在京师的国家学校国子监来应急，从国子监每年培养的学生，一出来就派下去做官。但是有任国子监的祭酒（校长）不知怎么有点窝囊，压不住茬，学校秩序未免有点乱，于是就惹起了事必躬亲的朱皇帝的雷霆之怒，撤掉了校长，同时发布这道杀气腾腾的谕令，刻在石碑上，立于国子监的醒目处。朱元璋龙颜大怒不稀罕，实际上，此人做了皇帝之后，经常怒气冲天，动辄杀人。稀罕的是他身为皇帝，对“没头帖子”即大小字报的态度，真是叫恨得要将“龙牙”咬碎，写大小字报的人，一旦被抓住了，不仅本人要凌迟处死（将人活活割碎，是古代最重的一种刑法），而且还要全家抄没，发配烟瘴地面。即使后来那些受尽了大字报之苦的老干部，对这东西的痛恨恐怕也赶不上朱皇帝万一。
虽说对私下写“没头帖子”痛恨不已，但这位朱皇帝却鼓励学生们打小报告，凡是打小报告的，说是要赏“大银两个”。所谓的“大银”大概就是银元宝，二十五两一个。明初百物都贱，一县令据说一年俸禄也不过三十两左右，大银两个估计买房置地都够了。朱皇帝不仅鼓励人们检举揭发“现行犯”，对于已经过去的“历史反革命”，如果有人乐意出首，“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真是皇恩浩荡。按说，小报告与大小字报一样，都属于拿不上台面的行为，可是它们命运在皇帝那里却恰好相反，一个上天，一个入地，甚至还要利用一个打击另一个。其实，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喜欢小报告，只不过像朱元璋这样赤裸裸地讲出来的，还不多见。当年韩非子给肉食者们出招，教他们如何如何玩弄权术，引得秦始皇仰慕不已，恨不得马上见到此人，招数中就有“小报告”一项。秦以后的统治者虽然逐渐地开始独尊儒术，但对于韩非子的招数其实并没有置诸脑后，嘴上虽然未必认账，但实际上都在鼓励告密。最凶的武则天，用这个办法让大部分不满意她“牝鸡司晨”的人都掉了脑袋或者闭了嘴。
但是总体来说，皇帝们鼓励归鼓励，可成绩并不好，尤其是士人对此大多不感兴趣。对于读书人而言，这种行为不仅失德，而且大大地有失身份。虽然每朝每代总免不了有那么几个败类，但不到万不得已，或者利益极大，是没有士人敢于轻易一试的。因为如果一旦事情败露，那么将遭到全体士子的唾弃，不仅再也没人跟他诗酒唱和，连子孙后代都无法见人。正因为如此，尽管朱家皇帝公开鼓励告密，还是得依靠专门的特务机关东西厂和锦衣卫来刺探臣子的情况。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字报和小报告却一并成为党领导下的群众斗争的工具。每当有运动的时候，大小字报就会纷纷出笼，按运动的阶段和斗争的需要，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开始是暴露揭发问题，然后是大规模批判，最后则胜利凯旋。一般在组织和骨干的正确指引下，都能收发自如，稳、准、狠地打击那些本该打击的对象。当然偶尔也有失控的时候，将“本质很好”，但“生活作风”有点问题的好干部的那点尴尬事露了出来，不过好在基本上都能及时补救，不至于干扰斗争大方向。只有在“文革”这种过于庞大、群众发动过于彻底、持续时间又过长的运动里，大小字报大规模地碰伤了一大批从前一向布置和指导群众运动的人，而且将他们的隐私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至于才变得不可爱起来。其实，就是在这场持续十年的运动中，大小字报也基本上是沿着伟大领袖指明的道路向前码字的，按一句革命的行话，就是说大节还是好的。
小报告的命运在革命运动中显然比大字报还要好，只不过它已经换了名字，叫做向组织汇报情况，向组织交心等。从小学开始，班主任老师最拿手的绝活就是通过班干部和积极分子向他（她）汇报情况以了解同学的每一个细节。小时候的我相当愚笨，总是弄不明白为什么我在私下里干的那点出格的事，老师总是了如指掌。进入中学，已经是“文革”的后期了，我和我的同伴私下里聊的那些对现实不满的看法，也不知道怎么就到了老师甚至校领导的耳朵里，最后竟然演变成了政治问题，直斗得我发昏。当时我并不明白，这种事情其实是一个普遍的风气的反映，并非我自己特别的倒霉。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种可爱的风气现在也并没有止息，大概属于宋玉说的那种“大王之雄风”吧，刮得那么理直气壮，浩浩荡荡。不仅大学生干了什么有人向上汇报，就是老师也有学生检举揭发某些思想倾向的问题。当然，大家可能都明白，我所指的并不是有人做了不法的事其他人去检举。事实上，如果真是碰到这种情况，反倒没有人敢于出头了。
在经过了大规模和频繁地用群众运动来做一切想做事情的时代，终于发现周期性地给予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自由”，并不能做到完全的收发自如，弄得不好还会造成大众性癫狂，贻害无穷。于是，上层的人们觉悟了，在毛以后的时代，已经被明文写入宪法的“四大”被一脚踢出，再也没有人有兴趣提起。就是一般老百姓，由于对“文革”心有余悸，想到大字报满天的情景难免打哆嗦，所以也宁愿离“四大”远远的。大字报在流行了几千年之后，第一次不仅在上层而且在下层也变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