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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拳民不打算出远门的，只在家乡玩玩算了，但袁世凯做山东巡抚，非逼着拳民北上京津，说是那边有鬼子打，实际上是以邻为壑），出去干事的时候，杀杀烧烧，吆喝呐喊，全指着这些普通拳民。
除此而外，一个拳坛，还有若干不经常出现，但却不可缺少的人物，他们算是拳坛的后台或者叫恩主。这些人多半是乡绅或者富户，以武举居多（武举人和武秀才）。明清两代，虽然文、武都有科举，但军队的军官却基本上不由武举来充任，大多行伍出身，武举基本上成了人们求个功名、改变身份、取得绅士资格的一种方便门路（比起文举，考试也相对容易通过），因此，武举成了乡村社会低级绅士的代名词。这些人比较闲，好生事儿，所以，官府鼓励，拳民起来的时候，他们往往乐于掺和其间，为拳坛张罗个吃喝什么的。
说起来，拳民起来，跟自打基督教开禁以来，尤其是太平天国失败之后，绵延几十年的民教冲突有关。“民”指一般非教徒的老百姓，“教”指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教会和信教的教民。两者的冲突，有些属于利益方面的，比如说，一个地方只要出现了教民群体，一个社区就出现了另一个中心。新的权威，这种权威对世界有一种新的解释，这样或多或少会令原来的权威感到一点不舒服。更多的是属于文化方面的，属于基督教自身的行为和中国传统习俗的冲突。
最早的文化冲突跟民间的戏乐活动有关。唱戏以及相关的社火秧歌活动，是中国农民的娱乐，但这种娱乐却往往以酬神演戏的方式展开，于是被教会理解为“偶像崇拜”。因此，教会特意给教民从总理衙门讨来一项“特权”，既不许教民参加活动，也不要教民分摊戏份。但是，当酬神演戏是为了求雨的时候，多少会有点麻烦，如果没求来还好，求来了，雨又不可能只下在求雨人的地上，也沾了雨露的教民，就会被人视为占了大便宜，纠纷在所难免。
比较常见的文化冲突，则跟教会的日常仪式有关，从出生、入教时的洗礼，到死前的终傅礼，平日做弥撒，以及密室忏悔，都令中国的老百姓既感到神秘，也感到不解。容易往邪了想，双方有点摩擦的时候，就更易流于恶意揣测。一般来讲，虽说中国人讲究男女授受不亲，但乡村世界，农家村姑，没有条件藏在深闺，所以男女混杂在所难免，但是这种混杂一般只限在野外、集市等空旷地方，一旦男女混杂在一个房间里（比如教会做弥撒），就难免引起人们有关脐下三寸的联想，从通奸到滥交、群交。至于密室忏悔，隔膜更甚，不可解释，则联想也就更加活跃，简直就板上钉钉认定就是密室行淫。应该说，自从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基督教开禁以来，中国的城乡产生了无数的关于基督教、教会、教民的讹言，有无数份的打教揭帖在流传，其中最核心的成分，都跟“淫”有关，来自文化的隔膜，被恶意地放大了。显然，对于打破大门进来的西方人，无论输入的宗教本身怎样，中国人的观感，几乎从进入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先天不良的。
特别被恶意放大的隔膜，还有教会育婴堂收养弃婴事件。在过去的时代，中国农村比较普遍存在溺婴的现象，主要是弃养女婴。虽然背后有生活的无奈，但不能不说是一个恶习。当然，中国也有人办育婴事业收养弃婴，但这个事做得比较大的，还是教会的育婴堂。育婴堂收来的弃婴，很多本身生命条件就不太好（视弃养的时间长短而定），收来之后，嬷嬷们往往对于拯救婴儿灵魂，比拯救他们的生命更在意，因此造成了育婴堂的婴儿死亡率比较高。当育婴堂将这些死婴集中埋葬的时候，麻烦就来了。过去弃婴东死一个，西丢一个，狼吃狗叼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一个地点，一个棺材埋很多，就很扎眼。于是传说这些孩子，都是教会害死的，更进一步传说教会拐来中国人的小孩，挖心肝做药，挖眼睛点银（可以将铅点化为银）等。有的育婴堂为了鼓励人们帮助收弃婴，往往会给那些送来孩子的人一点报酬，但是就是有匪类，为了这点报酬，居然去拐人家孩子，这种匪类一旦暴露，就会把屎盆子扣在育婴堂头上，“坐实”了有关的讹言。轰动全国的1870年天津教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闹起来的。
当然，由文化隔膜导致的冲突，在基督教的传播历史上并不稀罕。从理论上讲，隔膜是会随着交流的增加而消除的，基督教的某些风习固然怪异，中国人见得多了，自会见怪不怪，随之而来的会是理解，甚至和解。只要彼此没有将误会中形成对抗，只要彼此的敌意没有形成刻板印象，冲突就会消散。但是，当时清政府的作为，却使这种和解的可能化为乌有。
基督教虽然开禁，被允许放了进来，但对于清政府来说，这只是高压之下的权宜之计。清廷大员们的如意算盘是明开暗禁，用奕劻的话来说，就是天主教系属异端，“虽已开禁，仍当暗为防范”（《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因此，不仅某些官员出头限制甚至扑杀教会人士，而且一些乡绅有组织地对基督教的抵制活动，背后也有官府的背景。更重要的是，凡是涉及民教冲突的教案，只要官府参与调停审理，多半是在两下“拱火”，刻意把双方的敌意人为地加以扩大。后来谈到教案，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说是官府一般都屈从于西方的压力，偏向教会一方。这个说法其实只说对了一半，事实的后一半，据我查阅教务教案档案的所见，是这样的：每当发生教案的时候，只要打上衙门，负责审理的官员，开始都向着民方，有时候甚至是毫无道理地偏袒，整个审理呈现一边倒的面目。但是，在这种时刻，西方国家的公使和领事往往会出面干预。这种干预有时甚至带着炮舰。在根本不对等的外交压力下，由于总理衙门的参与，案件又开始翻过来，到了这个时候，官府又开始向着教会和教民了。“教方恒胜，民方恒屈”，仅仅是一个统计不完全的结果，产生这个结果的过程，往往被人们忽略了。
最为奇特的是，无论怎样审理，官府是绝不会让老百姓知道真相的。许许多多诸如教会淫乱、挖心、采生折割之类的指控，在官司打完、指控者失败的情况下，并没有人来澄清，给人感觉是官府屈从于洋人的压力，胡乱断案，每每令那些原本理直气壮的民方感到含冤负屈，误会不但没有化解，反而激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恨。有的教案，当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冲突的民方原来对教会和教民心存善意的时候，官府反而故意小题大做，过分惩罚“肇事”的民方，同样激化了矛盾。（参见《被燎掉的大胡子》）官府利用信息的控制、权术的运作，基本做到了即使对西方让步，也点燃了民众对西方的怒火的目的，为官府日后在和西方争斗中利用“民气”，埋下了伏笔。
拳民，就其大多数而言，实际上就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顽固派官员“民气可用”的判断下，被利用形成的武装群体。不过，拳民最厉害的武器，是他们宣称“刀枪不入”的法术。和法术背后的神灵。也可以说，拳民的“刀枪不入”，是他们上法时附体的神仙们赋予他们的。
当然，没有谁可以真的刀枪不入。法术，都是既骗自己人，也骗观众的玩意（只是骗不了洋人）。不过，从拳民上法（附体）概率比较高的一些神灵人物上面，倒是可以透出他们的另一些秘密。
当然，所谓的神灵，无非是些农民熟知的戏曲人物，比如《三国演义》里的关、张、赵、马，《西游记》里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还有公案戏里的黄天霸等。我统计过，这三类人，是拳民上法的时候出现概率最高的，也就是说，当他们宣称自己被神灵附体的时候，都喜欢说自己是这三类神灵。三国英雄豪杰多了，但是拳民却根本不选曹魏和孙吴阵营里的人物，无论典韦、许褚、张辽、徐晃，以及周瑜、黄盖、太史慈有多么了得，但他们的眼里却只有关羽、张飞、赵云、马超和黄忠。看来，受到西太后眷顾的拳民，既在乎自己的“忠义”，也在乎自己的“正统”。唐僧三徒属于那种原先在野，后来被官府招安，终成正果的神（佛），特别是孙悟空，金刚不坏之身，惹多大的祸都死不了，很难不让拳民们喜爱。至于黄天霸，那是朝廷命官的鹰犬，专门为清官效命，剿灭那些采花大盗（有暗指那些淫乱的洋人洋教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