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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古崛起时受创最深，南中国由于忽必烈时代汉人儒士的劝告，受摧毁的程度和被屠杀的人都相对减低。许多学者疑惑不解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北宋、南宋文明那样发达，为何都相继败于野蛮、落后的女真和蒙古？这个答案很简单，因为当时的汉文明，从政治学意义上观察，它是一种衰败的文明。原始蛮族没有任何心理和政治负担，他们会不顾一切地为了抢劫和破坏向这种“先进”而又衰弱的文明发动进攻。由于“先进”文明的统治内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等的复杂性和联动性，其力量反而四趋分散和消解，文明最终成为“拖累”。而旷日持久的备战和战争使“文明”的成本呈几何级数放大，社会负担越来越沉重，最终被简单而又野蛮的力量消灭掉。可以想见，蒙古人乍起之时，如同那些攀越雪峰的勇敢者一样，他们尽其所能，使用全部的精力、气力和智力。所以，他们把每次进攻都当作是迈向万丈深渊前的一搏。面对这样的进攻者，又有哪个瞻前顾后、思虑多端的“文明者”能抵挡呢？
元朝的统治，是“戒备主义”和“实用主义”相结合的一种高难度艺术。但是，汉文明的“高级”，最终让蒙古上层贵族因为“技术”方面的无法企及和借鉴产生了“厌恶”，而这种“厌恶”又蜕化为愚昧的、盲目的、不知就里的“仇视”。他们既不能改造这种文明，又不能完全融入这种文明。阿诺德·汤因比说过：“境外蛮族的全部文化产品都有心灵分裂的创伤。”这种“创伤”，在汉文明这样一个高级而又成熟的文明面前，使得统治者既无力使本民族产生更成熟的“集体主义”意识，又没有发展出更积极的“个人主义”精神。浑浑噩噩之中，大地的主人选择了酒精和美色的自暴自弃。所以，元朝作为一个由多种因素粘合而成的硕大无朋的“统一体”，才会形成刹那间轰然迸裂的局面。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观察，对于北方大草原呼啸而来的蛮族来讲，经济方面最容易被吸收改造，政治居于其次，而一种内敛的、高级的文化最难以吸收。文化的解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精神方面的格格不入，其实是元帝国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
当然，凭心而论，这个巨人倒下的另外一个原因也不可忽视，就是它所处时代的“运气”太背——十四世纪前五十年，天灾不断，水旱蝗灾无年不兴，元顺帝时代更是河患滔滔，继之引发饥荒、瘟疫、死亡，而后当然是无休无止的暴乱。耐人寻味的是，气候的周期性影响，对中国历史曾经造成过数次剧变：四世纪的西晋、十二世纪的北宋、以及十七世纪的明朝，都曾经经历了气候地理学所造就的“黑色星期天”。这几个王朝，在灭亡的时候其内部远远没有达到它们必然灭亡的衰落状态。草原的沙漠化、干旱化和各种天灾把这些骑马的蛮族推向耕地，周期性的抢掠忽然变成了征服。无知、蛮力加上运气，马上民族会以连他们自己也惊愕的速度坐在中原帝王的宝座上。这一次，却是相反。
“天命”如此，草原的“主人”们势必要退回草原。在大溃逃的过程中，经历了最初的惘惑和不知所措之后，草原祖先们的记忆积淀和生存本能似乎又有部分重新回到这些马背民族的头脑中。宽广的大漠和无边的草原唤醒了他们沉睡的悟性，似乎在蜿蜒行进中和零散而又有秩序的游逛中使草原民族能变得更加警省和团结。所以，不幸中的万幸，这个民族未在改朝换代中灭绝，他们以退为进，走回“长生天”的保护圈，耐心等待着下一个轮回。
往事如风。赫赫元帝国，既不是流星，也不是昙花，更不是遗憾。可叹的是，只要是言及大元，人们总是联想那地跨三大洲的庞然巨物，追思它短暂、辉煌而又近乎“理论性”版图的骄傲，却忽略了一千多万平方公里范围内本土中国区域内百年间曾经发生过那样多的故事，有过那样令人目眩神迷的血肉人生：
不可一世的元世祖在西南热带丛林和日本海遭受前所未有的挫折；八思巴大和尚对帝国政治影响之深达到宗教和文字的深度；五百个美女的“主人”阿合马敛财招恨最终尸体喂狗；赵孟与谢枋得这两个宋朝遗臣截然相反的人生选择；甘充蒙古鹰犬的中国北方汉人在夹缝中艰难生存的隐情；元成宗“天下共主”的瞬间荣光与“八百媳妇”丛林中遭受的羞辱；元武宗、元仁宗兄弟之间北族模式的帝位传授弊病留遗后世；“南坡之变”中元英宗这一年轻帝王汉化改革未成而导致身死臣亡的悲剧；色目诗人萨都剌的“时代诗史”所展现的崭新诗风和震撼；权臣燕贴木儿、伯颜、脱脱、哈麻生前的不可一世和死后的凄凉寂寞；元顺帝对“大喜乐”房中术的迷狂和高丽母子对帝位的觊觎；元朝北方军阀们在关内只争“闲气”而你死我活的无意义内耗；辉煌大都城在明军潮水攻势下无可奈何的崩溃；以及，新旧帝国破坏性的更迭中，那些文学史上失踪的诗人背影……
惊回首，环宇罡风一百年。元帝国虽然变成了巨大的废墟，但后来者能够更容易地在硝烟散后继承巨大的版图、辽阔的疆域、多变的统治术等等珍贵的政治遗产。在那个看似野蛮的时代里，火药、印刷术、造纸术、指南针还有其他富含革命性的文明之花，以前所未有的迅疾速度向西方扩散开去。
在人们对庞然帝国轰然坍塌后的陌生世界瞠目结舌之际，东西方文明和历史的新时代，已经悄悄来临。
2泥足的巨人——忽必烈的‘政治遗产’
“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振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久，历古所无。”
铁木真（成吉思汗）像上述“豪言壮语”，是元世祖忽必烈《建国号诏》中的一段，经汉儒文笔铺陈，意绪淋漓，气势恢宏。不似元朝之前或之后的王朝，他们的开国君主所颁布的“建国诏”虽然都号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基本都是以中原为中心，囿于亚洲东部一隅。赫赫元朝，最盛时“领土”面积达三千万平方公里之巨，其势力范围东抵太平洋西岸以及朝鲜半岛，西至多瑙河河畔，南至印度洋，北达北冰洋涵括今天的几乎整个俄罗斯，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帝国。“黄金家族”的王子们，统治着大大小小无数的王国，“长生天”的福祉，瞬间使蒙古民族达至了他们荣耀的巅峰。
铁木真成为“成吉思汗”后，攻西夏、伐金国的同时，于1219年夏天亲自统领了蒙古人的“第一次西征”，兵分四路，第一路由大汗自己与幼子拖雷率领，直捣花剌子模中心城市不花剌和麻撒儿干；第二路由长子术赤带领，突往毡的和洋吉干；第三路由二儿子察合台和三子窝阔台统掌，围攻讹营剌；第四路由大将阿剌黑带军，直扑忽毡别克纳忒。蒙古军一路势如破竹，杀人无数，各个击破，终于灭亡了花剌子模，使得其国王最后像耗子一样卑微地死于里海中一个孤岛上。三年多时间，花剌子模王国几乎所有境土（包括今天的乌兹别克、塔吉克、阿富汗、土库曼、巴基斯坦、以及伊朗、伊拉克、印度等部分地区），皆飘扬着成吉思汗的旗帜。1222年，成吉思汗自己率军东归，他的两名得力战将哲别和速不台率三万多兵士，继续往西北方向杀进，一路打败诸族部队，翻过高加索山脉，直扑俄罗斯大地。先前各怀鬼胎的基辅大公、莫斯科大公等人慌忙以“血比水浓”为号召，组成八万多人的“联军”，试图阻拦这支从天而至的风暴“黄”流。其结果，蒙军以少胜多，窝阔台像凭借他们灵活机动的“曼古歹”战术和独有的大型混合弓，杀得八万“联军”人仰马翻，“三王七十侯”，一日之内皆被斩掉脑袋，悬挂于蒙古士兵的马鞍之上成为“战利品”。杀戮抢劫之后，这支蒙军沿里海北岸返程，踏上归乡的征程。此次西征后的“分肥”结果，促成了日后蒙古“四大汗国”的诞生：成吉思汗自己统治如今的伊朗、阿富汗大部分地区；其长子术赤获得原花剌子模中心地区，即今天的乌孜别克中西部，由此奠基了日后的钦察汗国（金帐汗国）；二儿子察合台占据有今日的伊犁周围地区，即日后的察合台汗国；三儿子窝阔台得到了塔儿巴哈台（新疆塔城）周围地区，即日后的窝阔台汗国。
窝阔台继位大汗后，在加紧灭亡金朝的同时，继续向波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