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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何不放弃兵权，出守大藩，选择好的田宅买下来，为子孙置下永久的基业；再多收些歌儿舞女，每天饮酒作乐，以终天年。我与你们互结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岂不很好？”
将领们见太祖交代得如此明白具体，次日，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罗彦瓌等都上书称病，求解兵权。太祖一概允准他们出镇地方为节度使，除天平节度使石守信还名义上保留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的空名外，其他宿将的禁军职务都被撸去了。到建隆三年，石守信的虚名也被剥夺了，从此，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这一职位不再任命。
为了履行互结婚姻的诺言，太祖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许配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又让其弟光义做了张令铎的快婿。太祖通过政治联姻，让这些高级将领消弭离心倾向，共保富贵。这就是罢去宿将典禁兵的“杯酒释兵权”。
不过，有史家考证，太祖虽有收宿卫大将兵权一事，但酒酣耳热的那个细节纯属戏剧化小说性的传闻。我们尽可忽略“杯酒”的细节，而关注“释兵权”的本质。实际上，太祖在这里推行的是经济赎买政策，即以土地财货收购兵权。其后宋代武将普遍热衷于兼并土地，贪黩财货，与这一赎买政策也不无关系。
从上表可以发现，杯酒释兵权后，禁军发生明显变化。
其一，禁军将领权势大为削弱，原先九个将领减为四个，殿前司的正副都点检和侍卫亲军司的正副都指挥使，不再设置，侍卫马步军都虞侯长期空缺。仅剩下四个职位较低的将领，朝廷也总是任命资历浅薄、才干平庸的将领充任，例如韩重赟、刘廷让、崔彦进、张琼，都是比较容易驾驭的，不能对皇权构成威胁。
有一个故事可以为证。乾德元年，太祖曾打算招符彦卿典掌禁军，赵普极力反对，以为彦卿在后周末已为藩镇，又是周世宗和赵光义的岳父，名位太盛，不宜再委以禁军兵权。太祖说：“你为何总怀疑彦卿？我待他不能再好，他岂能背叛我！”赵普说道：“陛下何以有负周世宗！”太祖默然无语，收回成命。
其二，禁军三衙体制开始形成。由于侍卫亲军司不设正副都指挥使，自然分为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再加上殿前司便合称“三司”，也称“三衙”。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和殿前都指挥使构成所谓“三帅”。三衙鼎力，互相牵制，改变了过去由禁军将领一人统率各军的体制，成为宋朝一项基本的军事制度。
既然讲到禁军，不妨将宋代兵制的若干问题一并在此说说。太祖时代已逐渐形成枢密院、三衙统兵的新体制。这种体制，用宋人的话来说就是：“祖宗统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而每有出征，则由皇帝临战命帅，所任命主帅往往并不是三衙将领。这样，就把兵权一分为三，各有职守，相互制约，宋朝因此没有成为继五代以后第六个由禁军将领发动兵变推翻统治的王朝。不过，利弊往往是共生的，由于统治过严，政出多门，虽然消除了拥兵悍将对中央皇权的威胁，却造成了各自为政、动辄制肘、缺乏协调、难以统筹等弊病，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宋军的战斗力。
禁军是宋朝的正规军，是宋军精锐所在。为了提高禁军的作战力，乾德三年（965年），太祖命全国挑选骁勇善战的士兵，登记造册送至京城，补充禁军缺额。同时选拔强悍士兵作为兵样，分送各地照样募兵。后来又以木梃为高下之等，散发诸州依样遴选。这样就保证禁军中都是身强力壮的士兵。
禁军每隔二三年甚至半年就变动驻地，实行所谓更戍法。这时，将领却不随之同行，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更戍法的目的，一是使士兵均劳逸，知艰难，识战斗，习山川，不至骄惰；二是使兵将分离，防止两者形成根深蒂固的亲党关系，铲除骄兵悍将犯上作乱的内外部条件。然而，兵将分离，更番迭戍，不利于同心协力的战斗团队的形成，其削弱战斗力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在兵制上，宋代实行强干弱枝、内外相制的方针。宋代军队分禁兵、厢兵、乡兵和藩兵四种。禁兵是中央军兼正规军，是主力作战部队，主要布防在京师和军事要地。厢兵在北宋是国家正规军中的地方部队，宋初由各藩镇兵中壮勇编入禁兵以后的老弱者留充，既维持地方安全，也从事这种劳役，因而既是地方军，又是杂役军。乡兵是保卫乡土的非正规地方军，一般按户籍抽调壮丁组成，也有招募的。藩兵是边境少数民族组成的非正规边防军。
所谓强干弱枝，即在部署军队时，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京师都比地方要绝对雄厚精良的多，旨在强化京师的保卫力量，弱化地方的武装力量。这一方针与内外相制又是相辅相成的。太祖时，禁兵约二十万，一半驻守京师，一半分驻外地。合京城禁兵足以对付外地诸道的禁兵，因而不会形成外乱；合外地禁兵足以对付驻守京城的禁兵，因而难以酿成内变。此即内外相制。这种内外相制的兵力部署原则，不仅体现在中央和地方的制约上，还表现在京城内外、路州之间和州县之间的兵力和兵种的布防上。
总之，太祖削夺兵权、改革兵制的一系列措施，有效保证了宋朝军队的长期稳定，彻底结束武人乱政的动荡局面，其成效是不言而喻的。但其负面作用也不容忽视。太祖的所有措施，其核心就是“猜防”，猜忌将领，钳制士兵。前面已经说到因制度、人事上牵制而影响到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由此形成了宋代猜忌和抑制武将的所谓祖宗家法。因而北宋一代，武人以保身全名为大幸，太宗以后几无名将，唯一值得称道的狄青也遭猜忌而死。其后在与西夏的长期较量中，在面对女真猝然南侵的凌厉攻势前，宋朝在军事上绝无优势可言，与此也是不无关系的。当然，我们不能以后来宋朝军队的缺乏战斗力，来否定太祖削夺兵权、改革兵制的必要性。对其不利影响，似乎更应追究继任者，为什么不能进一步完善太祖的兵制改革，避免其负面影响呢？
细说宋朝8：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不妨来鸟瞰一下宋太祖初得天下时的政治版图。宋朝北方面对的是辽朝，盘踞山西的北汉与辽结盟，互为犄角，与北宋对抗。南方共有七个割据政权，占有今四川和重庆地区的是后蜀，控制岭南两广地区的是南汉，南唐据有长江下游以南今苏皖南部和江西、福建西部，吴越占领今浙江和上海、福建东北地区，局促在江南三州的是南平，其南的湖南被武平节度使周行逢所占领，福建东南地区被清源节度使陈洪进所据有，前五个割据政权都属于所谓十国之列，而周行逢、陈洪进的政权还没有列名十国的资格。
面对五代以来割据局面，太祖是有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的。在平定二李以后，十一月的一个雪夜，太祖与弟弟光义密访赵普家，说：“我睡不着。一榻之侧，皆他人家。所以来见你。”赵普说：“南征北伐，正当其时。愿闻成算所向。”太祖说：“欲收太原。”赵普沉默良久，再三追问，才说：“北汉即使一举而下，则西北边患将由我们独立担当。何不留着它，待削平诸国，弹丸黑子之地，还能往哪里逃？”太祖说：“这正合我意。刚才聊以相试罢了。”这就是雪夜访赵普的著名故事，当时定下的统一方略，后人概括为先南后北、先易后难八个字。
对这一统一战略，后人曾有非议，以为宋朝坐失进攻契丹、收复燕云的最佳时机。因为当是辽朝军政正处于辽穆宗在位的最腐败时期，而等到北宋统一南方以后，宋太宗北伐契丹时，辽朝已在辽景宗统治下经过十年休养生息，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军事上涌现了耶律休哥、耶律斜畛等著名将才，攻守之势正向相反方向转化，收复燕云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这一议论似有一定的道理，但只是从契丹一方着眼。周世宗临死前夺取北边三关，号为“不世之功”，他本人也认为燕云唾手可得。事有凑巧，世宗当晚突得急病，只得班师还朝。行至澶渊，他迟留不行，似仍留恋着未能实现的北伐。其后不久，周世宗便撒手归天，更使后人扼腕痛惜，把燕云未复归诸天意，认为宋太祖的统一方略违背了周世宗的本意。这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