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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宋朝94：文天祥与忽必烈的遗产
文天祥，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宝祐四年（1256年）状元，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临安陷落前夕，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与左相吴坚赴伯颜大营议和，他据理力争，被扣留军中。二月，他被元军押往大都，行至镇江，冒死脱逃。
五月，文天祥历尽艰险，间关来到流亡政权驻地福州。因受宰相陈宜中的排挤，不满张世杰的专断，文天祥以同都督军马先后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和汀州（今福建长汀）开府，组织军民抗元，后转战漳州与梅州（今广东梅县）一带。
景炎二年（1277年）五月，文天祥率兵进入故乡江西，在雩都（今江西于都）大败元军，收复兴国、吉州（今江西吉安）等地，在兴国建立大本营，江西各地应者云集。但元朝江西宣慰使李恒大举反攻，文天祥应战失利，退至空坑（今江西永丰南），妻儿与幕僚都被俘，他因有义士替身受捕，才幸免于难。
其后，文天祥收拾余部残兵，继续在广东东北的南岭地区坚持抗元。祥兴元年（1278年）六月，为摆脱被围追的困境，他要求赴援崖山行朝，遭到张世杰的拒绝。十二月，他在广东海丰的五坡岭不幸被捕，自杀未成，被押往崖山战场。
祥兴二年正月，南宋流亡政权正屯驻崖山，准备与元军作最后一战。元军统帅张弘范命文天祥写信劝降，他书录《过零丁洋》诗表明心迹，张弘范再也不提劝降之事。崖山战后，元世祖忽必烈下诏说“谁家无忠臣”，命张弘范优礼相待，将文天祥押解大都。
五月，进入南安军（治今江西大余），文天祥开始绝食，他估计七八天下来将行至吉安，那时候可以饿死桑梓，尽节故乡了。但绝食八天未死，而故乡已过，他决定恢复进食，以便将来从容就义，更有价值。
十月，押抵大都，元朝以上宾之礼接待文天祥，劝降者络绎不绝。文天祥身着南朝衣冠，面南而坐，表示不向北朝屈服。第一个来劝降的是留梦炎。他是淳祐四年（1244年）的状元，德祐元年（1275年）六月任右相，后升左相，十一月听到元军坡独松关，就滑脚开溜，被使者押回朝。这个投降新朝的“识时务者”来当说客，遭到了文天祥的鄙夷与唾骂：你好歹也是一个状元宰相，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接着来的是被降封为瀛国公的宋恭帝，文天祥让他坐下，自己面北跪拜，痛哭流涕，连声说：“圣驾请回”，瀛国公根本说不上话，只得回去。
元朝重臣平章政事阿合马亲自出马，他让文天祥下跪，天祥回答道：“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岂能下跪！”阿合马有意奚落道：“何以至此？”天祥道：“南朝早日用我为相，北人到不了南，南人也不会来北方。”阿合马威胁掌握着他的生死大权，天祥凛然道：“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阿合马无趣而退。
文天祥被关入土牢，一个月后，元朝丞相孛罗与平章张弘范提审他。孛罗命令差役强按他跪下，他坚决不屈服。孛罗问他有何话说，他答道：“天下事有兴废，我忠于宋室社稷，以至于此，只求速死。”孛罗道：“你道有兴有废，且说说盘古到如今，有几帝几王？”文天祥说：“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今天没空说闲话。”
孛罗问：“你们抛弃德祐嗣君，另立二王，如何是忠臣？”文天祥正色道：“德祐失国，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另立二王，为社稷计，所以是忠。”孛罗诘问：“你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说：“立君以存社稷，存一日则尽臣子一日之责，何功之有！今日至此，惟有一死。何必多言！”孛罗无言以对，主张处死文天祥。元世祖忽必烈与好些大臣不同意，张弘范在病中也以为文天祥“忠于所事”，新朝应提倡节操，建议元世祖不要轻易杀害他。
于是，文天祥被关入低矮潮湿的土室，饱受各种磨难。他突然收到长女柳娘的来信，才知道三年多来杳无音讯的妻子女儿都在大都宫中。他知道这是元朝在暗示：只要投降，就可团聚。他不能因骨肉亲情而辱没自己的名节，强忍痛苦不给女儿去信，却心如刀绞的给妹妹去信说：“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可令柳女、环女好做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
文天祥在狱中写下了传诵千古的《正气歌》。其开篇说：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他歌颂了自古以来浩然正气、慷慨赴义的先贤们，指出：
是气所旁薄，凛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他回顾了自己以身许国的坎坷经历与身处囹圄的现实命运，在其诗结尾明确表示：
哲人日已久，典刑在夙昔。
风簷展书读，故道照颜色。
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朝有大臣提出以儒学治国家的主张，文天祥作为深谙儒学的南朝状元宰相，再次受到元朝君臣的关注。南宋降臣王积翁等联名要求让文天祥去当道士，免去元朝杀戮忠良的恶名。留梦炎坚决反对，说倘若文天祥再号召江南，后果不堪设想。
八月，忽必烈在与群臣的议事中问：南北宰相谁最贤能。群臣多以为：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忽必烈即派王积翁再去劝降，许以宰相之职。文天祥表示：自己不会尽弃生平而遗臭万年。
这年，中山府（今河北定县）发生了数千人的反元起义，起事者自称南宋幼主，准备劫狱燕京救出文丞相。文天祥是降是死，必须有一个了断。
十二月八日，忽必烈在大殿上召见文天祥，他依旧长揖不跪。忽必烈亲自做最后的劝降：“你能以对宋朝的忠心效力元朝，我就让你做元朝的宰相。”文天祥坚决回答：“我是大宋状元宰相，宋亡，只能死，不当活！”忽必烈见他不肯归降，总感到是个威胁，只得决定将其处死，却叹息道：“好男儿，不为我用，杀之太可惜！”
十二月九日（1283年1月9日），就义那天，文天祥从容不迫的迈向设在柴市的刑场。面对万余名前来送别的百姓，向故国所在的南方拜了两拜，慷慨九义。死后，在他的衣袋里发现了绝笔书，上面写着：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这份绝笔在春天就已写好，文天祥早就视死如归，等待着杀身成仁、舍生求义的那一天。他以自己对民族、社稷、信仰、主义的崇高气节、坚贞操守，为立国三百二十年的宋朝抹上了最后一笔绚丽的亮色。
据说，文天祥受刑刚毕，传来了忽必烈停止处死的诏旨。他是欣赏文天祥的，这是一个杰出人物对另一个杰出人物由衷的器重，他希望文天祥以对宋朝的忠诚来为新兴的元朝效忠出力，表现出一个一统天下的开国明君在网罗人才上的宽广胸怀。但是，倘若文天祥腆颜改事新朝，他就失去了流芳百世的固有价值，也就不再是后人心目中一身浩然正气的民族英雄。
纵观文天祥一生，任相于危难之际，却没能挽狂澜于既倒，其后毁家抗元，兵败被俘，也并没有建立惊天动地的功业。后人纪念他，以为是：“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肯定他的主要不是名相，而是以名相能为烈士，“事业虽无所成，大节亦已无愧”，钦仰他的是节概与操守。他那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坚贞气节，是中华民族精神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人有三不朽之说，其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回顾中华民族的伟人行列，宋代以功业而彪炳史册的相当罕见（岳飞战功赫赫，但后人缅怀他，主要还因为他是矢志抗金的民族英雄），相反以人格的力量、道德的光彩令后人高山仰止的却远较其他朝代为多，范仲淹、包拯、司马光、李纲、宗泽、陆秀夫、文天祥……乃至许多以立言而名传后世的理学家、文学家，例如张载、朱熹、陆游、辛弃疾等等，也都以他们所立之言体现的理想人格与爱国情操为后世所称道。宋代是士大夫最受重视的朝代，他们的自觉意识空前崛起，理想人格基本铸成。文天祥是宋代这种人格典范的最后代表，这正是他留给后世不朽的精神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