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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立即决定。”太宗就让元侃出任开封尹，成为准皇储，寇准也当上了参知政事。
储君既定，太宗就有意改相吕端。有人对太宗说吕端为人糊涂，太宗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不久，太宗在曲宴后苑时赋诗说“欲饵金钩深未达，磻溪须问钓鱼人”，用吕尚辅佐武王的典故，表明对吕端的属意。不久，太宗宣布：今后中书事必须经吕端酌定才可奏闻。以太宗疑忌心之重，这是一种罕见的信任。
八月，太宗正式立元侃为皇太子，改名赵恒。掐指一算，自唐末以来，已经近百年没有举行册立皇太子的大典了，京师士庶见到皇太子都说是社稷之主。太宗听到李皇后传给他的这一消息，又是老大的不高兴，他先忌其侄，后忌其弟，现在竟忌及亲生儿子，他召见寇准说：“四海心归太子，欲置我于何地！”寇准宽解道：“陛下把天下交给自己选择的社稷之主，这是万世之福啊！”明代李贽读史至此，不禁感慨道：“倘非寇公调停其间，安知自刎之祸不再见耶！”
寇准早在太平兴国五年，就向太宗推荐过吕端器识非常，希望能早日用他。太宗不以为然道：“我知道此人，是人家子弟，能吃大酒肉，其他没什么能耐！”但太宗后来完全改变了对吕端的看法。
太平兴国五年，吕端在开封府判官任上，受一件无关之事的牵连。太宗对那件事很恼火，命令在他头上戴上大木枷，安置商州（今陕西商县）。判罪以后，恰巧开封府还有一些公文要他签署，吕端怡然吩咐：“只管拿来！只管拿来！戴枷判事，自古就有。”太宗还下令只能步行，不能骑马，吕端身体肥硕，戴枷步行千余里自是够呛。宰相薛居正安慰他暂且认灾，他大笑说：“不是我吕某的灾，是长耳（指驴）的灾。”谈笑幽默，一如平日。
淳化三年，追究开封府尹元僖中毒暴死事，吕端这时又是担任开封府判官之职，与其他属吏以辅导无状受到审查。最后发落时，别人都哭泣着请求减轻处分，只有他声称“罪大而幸甚”，自求外贬。
端拱元年，吕端出使高丽，突然风急浪高，樯摧舵折，副使与同舟之人惊恐万状，他却始终稳坐舱中，安然读书，全无惧色。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吕端的稳重、决断和镇定广为人知，也传到了太宗耳中，从而得出“吕端大事不糊涂”的高度评价。而吕端也确实没有辜负太宗托孤的厚望。
皇太子赵恒与赵元佐倒是同母兄弟，都不是依然健在的李皇后的儿子。李皇后是宋初大将李处耘的女儿，他的哥哥李继隆这时正担任殿前都指挥使，执掌着京师禁军的指挥权。他自己所生的儿子早已夭折，应该说太宗任何一个儿子继承皇位，对他都关系不大。官史上说她忌惮赵恒“英明”难以驾驭，看中元佐有病易于控制，这话未必完全可信。另有记载说她钟爱元佐，还在宫中抚养元佐之子，这一说法似乎比较合理。也许出于同样动机，在赵恒立为太子时，她在太宗面前离间过他们父子的关系，令太宗大生疑忌之心。
太宗死后，李皇后就和王继恩、参知政事李昌龄、翰林学士胡旦结成了拥立赵元佐的联盟。王继恩这次是被江湖文士潘阆说动的。潘阆早年曾为宰相卢多逊策划谋立赵廷美，被朝廷长期追捕，多亏王继恩向太宗说情，才被宽赦。他对王继恩说：“你若扶立太子，显不出功劳。若扶立赵元佐，就是把被遗弃的人扶上了皇位，其功甚大。”潘阆似乎是一个同情被剥夺应有权利者的侠义之士，但拥立一个精神病患者显然说不过去。
至道三年三月，太宗去世前不久，吕端入宫探视，见赵恒不在宫中，便先在笏板上书写“大渐”两字，密派亲信去通知赵恒立即进宫。太宗撒手当天，李皇后让王继恩到中书去召吕端。吕端知道王继恩要故伎重演，就诓骗他去诏书阁取太宗诏书，把他锁在了里面，让人看住他，自己立即进宫。
李皇后对吕端说：“皇帝去世，立嗣以长，顺理成章，你看如何？”吕端反驳说：“先帝立太子，正是为了今天。岂容另有异议！”因王继恩不在场，李皇后不知如何应对，便默然不语。吕端于是奉皇太子即位。即位仪式上，太子垂帘召见群臣。吕端立殿下不行君臣跪拜之礼，请卷帘相见，他亲自升殿审视，见确是太子，才下阶与群臣拜呼万岁，真宗终于顺利登位。
细说宋朝20：吕端和李沆
宋真宗一共用了五个年号，依次是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和乾兴。以景德元年为界，真宗朝的政治明显可以分为两截。这里先说前半段。
在太宗传位真宗的过程中，吕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真宗并没有怪罪自己的同母兄长赵元佐有争位之嫌（也没有证据证明元佐有此意向），他恢复了元佐被太宗剥夺的楚王的封号，还多次表示要去看望兄长，却都被元佐以病为由拒绝了。
但拥立赵元佐集团的那些人总得处理，在这一问题上，吕端也很稳健老练。他首先让殿前都指挥使李继隆为使相，表示尊崇，出镇陈州。使相就是节度使加同平章事、侍中、中书令等头衔，或是原任宰相的勋旧大臣罢政后加节度使的头衔，但都不领中书政事，仅作为一种荣衔。
然后，吕端以王继恩与李昌龄交接请托“泄露宫禁语言”的罪名，将王继恩安置均州，李昌龄贬为忠武军司马。宋代官员被贬某地，往往有三种处分：最重的是编管，即在指定地区居住，行动完全受到管制；其次是安置，在指定地区居住，行动有一定限制；最轻的是居住，即在指定地区居住，行动有一定自由。对王继恩的处分是比较重的，李昌龄因原是参知政事，只是以大幅度贬官了事。
处理胡旦，只说他起草诏书“颇恣胸臆”，有诽谤言辞，除名流放浔州，处理也是偏重的。除名也是宋代对官员处分的方式，即除去官员名籍，成为平民。但在处理时，吕端都没有指明他们是因拥立元佐而得罪的，而且除王继恩，不久都得到了从宽处理。
即位之初的稳定政局也离不开吕端，真宗对这位顾命大臣自然尤为尊重。他每见吕端入对，就肃然拱揖，从不呼以姓名，而以官名相呼。吕端晚年身躯肥大，行动不便，真宗特地将宫中高而陡的台阶加以改造，以便吕端出入。可惜吕端因身体欠佳，在真宗即位次年就辞去相位，过了两年就去世了。
吕端辞相以后，由张齐贤和李沆并相。张齐贤在太宗朝深负盛名，也以致君自负，但在真宗朝再相以后却没有大建树。一般认为，这与李沆有关。李沆是真宗在当太子时的老师，即所谓“潜邸旧臣”，真宗一即位，就让他做参知政事，李沆不久后就升任宰相。太宗晚年，李沆在为姻亲补官外放时请托过当时的宰相张齐贤，后被太宗追究，齐贤不想连累李沆，独自承担了责任，因而丢掉了相位。
拜相以后，真宗召见李沆与张齐贤，强调上下团结，似乎已知道两人不太融洽。不过，两人的矛盾可能并不是个人恩怨，因为齐贤在前朝宰相是代李沆顶缸，张对李有恩无怨，李对张也无怨可结，很可能是两人在治国政见上有所不同。齐贤议论慷慨而难免迂阔，与李沆沉稳无为的政治风格难成拍档，在与真宗的关系上，也不及李沆有师生之谊，因而在咸平三年末以朝会上饮酒失态而被罢相。
次年正月，真宗同时任命吕蒙正与向敏中为相。吕蒙正已是第三次入相，这一经历只有赵普可与之相比。不过，这次任相，他并没有显赫的政绩，只是德高望重的象征。向敏中这次为相仅一年半，因生活琐事而被免相，也未见有重要政绩。但罢相以后，真宗仍委以重任，让他出知永兴军，担当西线抗击西夏的重任。他在真宗朝后期再次入相，这是后话。
咸平诸相中，李沆为相时间最长，也最受信任。真宗问他，治道何者为先，他说：“不用浮薄新近喜事之人。”一天，真宗派使者拿来手诏，让李沆进封宠妃刘氏为贵妃。李沆当着来使在烛火上烧掉了诏书，让他回奏“就说李沆以为不可”，真宗只得收回成命。石宝吉以驸马都尉求为使相，真宗征求意见。李沆以为，石宝吉无攻战之功，仗戚里之故，倘行典赏，恐招物议，明确表示反对。数日后，真宗再问，李沆坚持如初，真宗只得作罢。
当时，西夏李继迁正骚扰不断，参知政事王旦感叹什么时候才能坐致太平而悠游无事，李沆却说：“少有忧勤，足为警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