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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局面不能长久继续，留正便奏请立储，岂料光宗在这一问题上也出尔反尔，先是斥责留正“储位一建就会取代我”；既而御批“历事岁久，念欲退闲”，却又不明确指示究竟立储还是禅位，让宰执无所适从。留正迷信自己流年不利，在一次上殿时扭伤了脚脖子，误以为不祥之兆，光宗给他的御批中又有语意含混的责备语，他便撇下了棘手的政局，乘上肩舆逃遁出城了。
这一消息更令朝臣都民惊骇惶恐。工部尚书赵彦逾以山陵使来向赵汝愚辞行，建议他当机立断，根据“念欲退闲”的御笔，出来主持大计，成就上天赋予的一段事业。汝愚被说得忘情，脱口道：“是啊，几天前梦见孝宗授我汤鼎，背负白龙升天。”二赵计议已定，赵彦逾去做殿帅郭杲的工作，以取得宫禁卫队的支持，这是专制君主制下宫廷政变的关键。赵汝愚让知閤门事韩侂胄去打通太皇太后吴氏这一关，没有她的首肯就名不正言不顺，侂胄是名臣韩琦的曾孙，其母与吴氏是亲姊妹，其妻是吴氏的侄女。不过，侂胄平时也不能随便见吴氏，他托人传语，吴氏传语汝愚“要耐烦”。但局面不容一拖再拖，汝愚让他再去提议内禅。侂胄进退无路，走了原重华宫领班内侍关礼的路子。关礼声泪俱下的向吴氏哭诉局势的严重，吴氏终于传谕汝愚，决策内禅。
次日，是孝宗大丧除服的日子。嘉王赵扩由王府直讲彭龟年陪同，在军队护卫下来到北内。赵汝愚则先命殿帅郭杲率卫士赴大内请来传国玉玺，自己与其他执政率群臣也来到北内孝宗灵柩前，向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吴氏建议立储传位。
吴氏命赵汝愚宣布皇子嘉王即皇帝位，尊光宗为太上皇帝。嘉王听了，绕着殿柱逃避不止，连说“做不得”，吴氏大声喝令他站定，亲自取过黄袍给他穿上。
嘉王在韩侂胄、关礼的挟扶下侧坐在御座上，仍自言自语道：“我无罪。恐负不孝之名。”汝愚早率群臣跪拜了新君，他就是宋宁宗。次日，吴氏撤帘还政。在她的主持下，南宋王朝度过了一次皇位传承的危机。
一场老皇帝缺席、新皇帝勉强的内禅礼终于收场。至于太上皇光宗，其后病情更重，清醒时，他不能原谅儿子夺了自己的皇位，拒绝见宁宗；恍惚时，他疯疯颠颠满宫禁乱跑，宫女内侍私下里都叫他疯皇。退位以后，他还活了六年，庆元六年（1206年）去世。孝宗选他作继承人，完全是决策错误。他以精神病患者而君临天下达两年半之久，最后造成政局动荡一筹莫展，凡此都深刻揭示了君主专制的非理性。
高孝光宁四朝，内禅倒有三次，历史似乎一再重演。但比起绍兴、淳熙内禅来，绍熙内禅实际上是迫不得已情势下的皇位更代，意味着其后的南宋王朝，连淳熙内禅那种表面的人君之德和升平之相都难以为继了。
细说宋朝62：庆元党禁
宁宗被赶鸭子上架，他对留正临变脱逃印象太坏，改命赵汝愚为右相。据说，太祖曾把“同姓可封王不拜相”的家法载诸太庙，以防宗室之尊与相权之重相结合，构成对君权的威胁。汝愚以前，宋朝确实还没有宗室任相的先例。若仅为身谋，汝愚应该回避，但他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心，认为朝中还有一批正直之士，可以共事而图治，便决定犯忌踏上危径。
朱熹入朝任经筵侍讲，当上了货真价实的帝王师。以赵汝愚为政治领袖，以朱熹为精神领袖，宁宗初政，倒也众贤盈庭，露出点治世气象来，以至人称“小元祐”。
赵汝愚有自信成就范仲淹、司马光那样的相业。在他建议下，绍熙五年（1194年）岁末，宁宗下诏改明年为庆元元年，表明了宁宗君相对庆历元祐之治的无限向往。但真有讽刺意味的是，改元诏书颁布前四天，朱熹却被罢官出朝。庆历元祐梦还没就枕，庆元党禁倒因朱熹罢官而预先揭幕了。
这场政治集团内部的党争，以道学之禁为其主要内容和外在形式，把朋党之争和道学之争搅和在一起。朋党之争从北宋初年开始几乎没有消歇过，但与道学之争错杂纠葛在一起，则集中在高、孝、光、宁时期（洛蜀朔党争即便有学说不同的因素在内，也只是新儒学内部不同派别的政见分歧，并未以道学与否划线。）早在孝宗期，双方就有过道学真伪之争，孝宗虽然不喜欢空谈心性的道学之士，但没有让这场争论酿成党争。这一时期正是程朱理学骎骎乎由时尚之学向独尊之学迈进的时期，理学家及其依附者在官僚层中所占比例激增，有一种强烈的门户认同感，在自律甚严的同时，也责人颇苛。而那些被排在门户之外的仕宦们，趁着理学尚未被独尊为官学，还有被议论指摘的可能性，便在朋争的同时，对政敌所主张的学说也一并攻击，以便从根本上摧毁政敌。因而在理学已成显学而未成官学之际，朋党之争往往以道学与非道学之争为其主要内容和外在形式，便绝非偶然。理宗以后以迄明清，因理学已定于一尊，尽管朋党之争仍是封建官僚制难治的痼疾，却与理学之争脱了钩。
绍熙内禅，实际上是一场宫廷政变。赵汝愚以首席执政的身份主其事，赵彦逾参加了最初的决策，外戚韩侂胄在内外朝之间穿针引线。据说，在定策内禅时汝愚曾许诺：事成，让侂胄建节，彦逾执政。这一说法并不可信，以汝愚个性而论，他不是言而无信、翻云覆雨的人，否则在党争中不会输得这么惨。
在宁宗推恩时，他对彦逾说：“我辈宗室，不当言功。”对韩侂胄也说：“我是宗室之臣，你是外戚之臣，怎可论功？”执政对于一个文臣，节度使对于一个武职官员，都是令人向往的诱惑，两人的失望可想而知。在汝愚看来，这是贯彻自己的为政原则。
史称汝愚为相，“尤重惜名器”，对跑官者一概不见，对门人避嫌不用。你可以说他不通权变，却不能不肯定他为人正直、为政忠廉。但人心吏风已非庆历所能比，招来的只是嗜进者的嫉恨怨望，促使他们在即将到来的党争中倒向韩侂胄。晚清魏源批评赵汝愚“忠有余而智不足”，失计在于以己律人，诚是确论。
沿袭文臣鄙视武职的心理定势，赵汝愚还颇有点瞧不起韩侂胄。知閤门使刘弼说起侂胄有定策功，汝愚马上驳回道：“他又有什么大功！”刘弼与侂胄原来同知閤门，内禅定策时汝愚只找侂胄，他内心很不平衡，于是一转身便把这话搬给侂胄听。侂胄便决定与汝愚一决雌雄。
与汝愚相比，侂胄优势有二。其一，他是宁宗韩皇后的外族。历史上外戚篡位虽不少见，但在外戚与宗室之间选择时，君主往往认为对皇位的威胁，同姓宗室要比异姓外戚来得直接切近，多是亲外戚而忌宗室的。其二，侂胄知閤门事的职务，比起宰相来更有接近皇帝、交通内廷的便利，使他得以搬弄是非、窃弄威福。
怨望把韩侂胄与刘弼捆在了一起。侂胄问以对策，刘弼说：“只有用台谏。”又问：“怎样才能用台谏？”答道：“御笔批出就是。”心计不多的韩侂胄顿然开悟，自此将御笔和台谏作为打击政敌的两件法宝。
宁宗即位以来好出御笔，彭龟年说他“有失为政之体，殆非初政之美”，但他置若罔闻，给侂胄留下了染指之便。台谏官何以在党争中能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呢？因为对君主来说，台谏象征着公论，多予重视和采纳。对上至宰执大臣、下至一般臣僚，台谏都拥有检查弹劾权，而其主要制衡对象则是相权。按惯例，包括宰相在内的大小官吏，一旦知道自己被台谏论劾，就必须去位待罪。由于宋代台谏拥有议论弹劾的双重权力，在党争状态下，各方无论为了左右舆论，评断是非，还是为了排斥政敌，打击异己，都必须借重他们。
汝愚也深知台谏的重要性，动作却慢了一拍，坐视侂胄以御笔将其同党谢深甫提为御史中丞，刘德秀提为监察御史。谢、刘入台，侂胄便在对阵中布下了活眼，其党鱼贯而进，言路上都是侂胄的党羽。这是因为台谏官享有独立言事权，不但不必通过台谏之长，还可以弹劾台谏长官及其他言官。因此对党争的任何一方说来，关键在于抓住双方力量消长或君主倾向转变的有利契机，汲引及时而得当，一两个台谏便足以成为弹劾政敌、左右舆论的过河卒子，进而控扼整个言路。
援引台谏，初战告捷，韩侂胄又让京镗出任签书枢密院事。侂胄打算贬窜汝愚，苦于找不到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