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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中的一个。孟德尔发现如果两个通过遗传获得的具有一种给定的特征基因不相同的话（例如，一个代表绿色种子，一个代表黄色种子），那么在通常情况下只有显性基因（在这种情况下指黄色种子）的作用才能使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个体植物中表现出来。但是隐性基因并没有被毁灭，可能会传给这个植物的后代。孟德尔指出每一个生殖细胞即配子（相当于人的精子细胞或卵子细胞）只含有每一对基因中的一个。他还指出至于一对基因中的哪一个出现在一个个体配子内，并且传递给个体的后代，这完全是一个机遇的问题。
孟德尔定律虽然已被稍加修饰，但却是现代遗传学的起点。孟德尔的发明使许多年资高深的、杰出的职业生物学家都感到迷惑不解。作为一名业余科学家，孟德尔竟能做出这样的发明，原因何在呢？他是幸运的，因为他在研究中选择了这样的一类植物：它们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其中的每一个都是由单一的一套基因所决定的。如果他所研究的植物的特征都是由几套基因所决定的话，那么他的研究就会极其困难。但是如果他不是一位相当仔细耐心的实验者，这个运气就会从他的手中溜掉；如果他认识不到对观察做统计分析的重要性的话，这个运气也会不翼而飞。由于上面提到的是随机因素，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预见一个个体子代会有什么遗传特征，只有通过做大量的实验（孟德尔记录下21，000棵个体植物的实验结果）及对结果做统计分析，孟德尔才能推导出他的定律。
显而易见，孟德尔遗传学说是对人类知识的重要补充，我们的遗传学知识可能在将来甚至比以往和现在会有更重要的应用。但是在决定孟德尔的名次时还要考虑到另外一个因素。由于孟德尔在世时他的发现受到忽视，并且他的结论是由后来的科学家独自从新发现的，人们可能认为他的研究成果是使他人耗精费力的一纸空文，没有多少保存的价值。如果把这个论点推向极端，人们可能会得出孟德尔完全无资格进入本册的结论，正如由于哥仑布、哥白尼和约瑟夫·李斯特而把莱夫·埃里克森、阿里斯塔克斯和伊格纳兹·塞梅尔维斯摒出册外。
但是孟德尔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孟德尔的研究成果只是被遗忘一时，而一当慧眼识珠，则迅即为人所周知。而且德·弗里斯、考伦斯和车尔麦克虽然都独自地重新发现了他的原理，但却最终都读到了他的论文，并且引证了他的结果。最后，没有人会理直气壮地说如果没有德·弗里斯、考伦斯和车尔麦克，孟德尔做的工作就不会产生影响。孟德尔的文章已被W·O·福克列入一个发行广泛的遗传著作的目录中。这个目录可以确保该学科中迟早要有某个认真的学生会意外地读到孟德尔的文章。人们可能会注意到其他三位科学家谁也未曾要求把发明遗传学的功劳归于自己，而且所发明的原理被普遍称为“孟德尔定律”。
看来孟德尔的发现在创造性和重要性两方面都可以与哈维对血液循环的发现相媲美，且就照此给他排了名次。
60。约瑟夫·李斯特
公元1827～公元1912
约瑟夫·李斯特是发明和推广外科防腐技术的外科专家。他于1827年生于英国尤普顿。他是伦敦大学学院的优等生，于1852年在该院获得医学学士。1861年他成为格拉斯哥皇家医院的外科医生，一直干了八年。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发明了外科防腐技术。
在格拉斯哥皇家医院，李斯特主持新外区病房工作。他深为这里出现的术后高死亡率而感到惊恐不安。严重的感染如坏疽等是一种常见的术后并发症。李斯特尽力使病房保持十分清洁，但是这并不能足以避免高死亡率的发生。许多医生坚持认为医院周围的“瘴气”（有毒蒸汽）是引起这些感染的原因，但是这一解释并不能使李斯特感到满意。
随后在1865年，李斯特读到了路易·巴斯德的一篇论文，豁然开朗，认识了疾病细菌学说。这给李斯特提供了关键的思想。如果感染是由细菌造成的，那么防止术后感染的最好办法是在细菌进入暴露的伤口之前就将其消灭。李斯特用石炭酸做灭菌剂，建立了一套新的灭菌法。他不仅在每项手术前认真洗手，而且还确保要使用的器皿和敷料都做彻底的卫生处理。实际上他在一个时期里甚至向手术室空中喷洒石炭酸，结果术后死亡率有了戏剧性的下降。从1861年到1865年期间，男性急诊病房中的术后死亡率为45 ％，到1889年减少到 15 ％。
李斯特第一篇杰出的灭菌学论文发表于1867年。他的观点并未即刻被人们所接受。1869年他被任命为爱丁堡大学临床外科学教授。在任职七年期间，他名扬四海。1875年他到法国观光，宣讲他的思想方法，翌年他在美国做了一次类似的旅行；但是尚未能说服大多数听众。
1877年李斯特被任命为伦敦皇家学院临床外科教授，一任就是十五年之久。他在伦敦做的灭菌外科演示实验，引起了医学界的浓厚兴趣，接受他的思想的人在不断增多。到李斯特享尽天年之时，他的灭菌原理在医学界被普遍接受。
李斯特由于其开拓性的贡献而得到了许多荣誉。他就任皇家学会主席达五年之久，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私人外科医生。李斯特结过婚，但无子女。1912年在英国的瓦尔摩，他正准备欢度八十五大寿，不幸溘然长逝。
李斯特的发现使外科学领域发生了彻底的革命，拯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今天不仅死于术后感染的患者极为少见，而且也救活了许多这样的人：如果感染的危险还象前一个世纪一样大的话，他们是不会愿意接受手术治疗的。而且现在的外科能够做那些早先认为感染危险如此之大以致被列入禁区的复杂手术。例如，一个世纪前，开胸手术一般不予以考虑。虽然现今的无菌外科技术和李斯特的灭菌方法有所不同，但是前者与后者所涉及的思想基本相同，是李斯特原理的扩展。
人们可能会认为李斯特的思想显然是巴斯德思想的必然产物，因而不应该把任何重大功劳归于李斯特。然而尽管巴斯德写出了论著，却仍然需要某人来发明和推广灭菌技术。把李斯特和巴斯德都列入本书并不等于把同一发明照样叙述两遍。疾病细菌学说的应用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若把这一成就按劳分配的话，巴斯德、雷汶胡克、弗莱明和李斯特都完全有资格在本册中占有一席之位。
人们还可能反对把李斯特的名次在本册中排得这么高。几乎在李斯特做出成就之前25年，工作在维也纳总院的匈牙利医生伊格纳兹·塞梅耳维斯就一清二楚地表明了灭菌法在产科和外科中的优越性。虽然塞梅耳维斯当上了教授，写了本优秀论著来阐述他的思想，但是他大体上被忽略了。实际上是约瑟夫·李斯特的论文、演讲和演示实验使整个医学界认识到了在医疗中使用灭菌法的重要性。
61。尼考罗斯·奥古斯特·奥托
公元1832～公元1891
法国发明家尼考罗斯·奥古斯特·奥托在1876年制造出第一台四部冲程内燃机，那就是至今已生产出数以亿计的四部冲程内燃机的样机。
内燃机是一种用途非常广泛的机器：它驱动车辆和船只；它可以在工业的许多领域里使用；它是发明飞机必不可少的条件（到1939年第一架喷气式飞机飞上蓝天为止，所有的航空飞行都是用奥托四步冲程内燃机做动力）。但是内燃机最最重要的用途是驱动汽车。
在奥托的内燃机发明以前，人们就为制造汽车做了很多尝试。有些发明家如西格弗里德·马库斯（1875年）、埃特时纳·勒内瓦尔（1862年）和尼古拉斯·约瑟夫·卡格诺特（约1769年）甚至成功地制造出能跑的样机。但是由于没有适当类型的引擎──重量小功率大的引擎，这些样机都没有实用价值。但是在奥托发明出四部冲程引擎还不到十五年的时间里，有两位发明家卡尔·本兹和戈特利布·戴姆勒各自都制造出实用而畅销的汽车。从那时以来许多其它类型的引擎也用来驱动汽车。用蒸汽、电磁或其它手段来驱动汽车将来终究会显示出无比的优越性，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制造出的数以亿万计的汽车中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使用四部冲程内燃机。柴油机使用的四部冲程基本上与奥托冲程相似，但是输入燃料的间隔不同，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