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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修说，我这两天几乎把太原郡跑了个遍，太累了，想休息休息，还是你和他们先讨论吧，有了结果，拿过来给我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再议。如果你一个人忙不过来，那就和主簿、主记和功曹这样的大吏商量着办，这重任不能压在你一个人身上啊，我也于心不忍不是。你要是觉得那几个人不得力，我就把他们换掉，你看温恕和郭缊怎么样？温恕做过多年太守，有执政经验，郭缊虽然还没有出仕，可是他父亲郭全有丰富的经济手段，一定能帮得上忙。
王允迟疑不决，刘修出去转了一圈，找回来的这些人无一不是他的对手，更重要的是，刘修知道他的私心之后，还把他推到前台，这就是逼着他和那些人面对面的较量了。如果他不肯，再推脱，那刘修很可能就会抛开他，换另外一个人来主持这次会议，到了那时候，祁县王家还能不能在这次会议中捞到足够的好处就不言而喻了。
王允本人可以不在乎这些利益，他相信凭自己的能力，将来建功立业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他不能坐视王家的利益受损，更不能在这种重大的场合无所事事。他能感觉到，刘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个州级的盐铁会议，是一个有开创性的举措，一旦成功，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惯例。
这么重要的大事，而且明明有大放异彩的机会放在他的面前，他怎么能白白的放弃，甘心的做一个旁观者？
如果只有利益关系，王允可以放弃，如果只是虚名，王允也可以不在乎，可是当两者交织在一起的时候，王允想淡然处之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见王允迟疑不决，刘修隐约猜到了他矛盾的心理。刘修做官理政的经验欠缺，但是他不欠缺揣摩别人心思的能力，甚至可能说，他在这方面有着过人的天赋，甚至超过他在武道和兵学上的才能。
刘修招了招手，示意王允坐下，亲自给王允倒了一杯茶。王允心不在焉的谢了，接茶在手，呷了一口，略带苦涩的茶一进口，正如他此刻的心情。
“子师，郭林宗说过，你是王佐之才。我知道，所谓王佐之才当是辅佐天子安邦定国，治理一州对你来说实是屈才了。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我相信你治理一州应该是信手拈来，不费吹灰之力，要比我强上数倍。不瞒你说，如果你谈不成，我还有最后一个手段。”
他竖起手掌，比划了一个杀人的手势，话气也变得有些阴森森的：“我现在是先礼后兵，不希望和并州的豪族世家翻脸，但是真要逼到那个份上，我也不会吝惜动武。我可以先透个底给你，鲜卑人，我打定了，陛下让我到并州来，就是为了守住并州，解决鲜卑人的威胁，我如果不能完成这个任务，那就是辜负了天子的信任，自毁前程。”
王允听得一阵阵心惊肉跳，他跟着刘修打过仗，知道刘修的脾气，别看他平时笑眯眯的人畜无害，可是一旦决定出手，那绝对是又阴又狠，决不留后手。他要控制并州，建功立业的心思是不用怀疑的，为了筹集用兵的费用，他能坐下来和大家一起谈判，已经超出了王允的意料，换了另外一个人，也许会直接拿起刀杀人。
刘修有着天子的信任，随便找个借口杀几个豪族绝对不是问题，这样做不仅简单，而且来钱最快，现在他有近两万大军在手，并州有哪个豪强是他的对手？
刘修现在不想杀人，不代表他不能杀人，把他逼到杀人劫财的那一步绝对不是智者所应该做的事。王允看着刘修那真诚得近乎纯洁的眼睛，却感到一阵阵的寒气，他越发觉得自己义不容辞，不能推卸责任。他相信在并州只有他最了解刘修的本性，其他人只看到了刘修的和善，他们不同程度的忽视了刘修是个武人，而且是个少年富贵，正是无所畏惧的年龄，在某种程度上，他甚至比董卓还要可怕。
王允拜伏在地，一字一句的说道：“大人，我一定竭尽全力，完成大人的重托。”
“我相信你能做到。”刘修探身过来，拍拍王允的肩膀：“有劳子师。”
第270章 道与术
大汉的世家，多多少少都有些经学的传承，大的世家在经学上的造诣更高，甚至在某些经典上具有非常高的权威，像袁家在孟氏易，杨家在欧阳尚书上的造诣，那都是有目共睹的，那些次一等的世家也许在经学上没有这样的地位，但是他们通经学却是没什么疑问的。如果在学术上没有成就，而仅仅是有钱有权，那他们的地位就算在某个时期曾经辉煌一时，但绝不会传承百年。
并州虽然没有那样的经学传家，但是大多数人都通儒经，信仰——哪怕是口头上——儒家思想，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这就造成了一个矛盾，那就是圣人教诲和经世济用的矛盾。
儒家的长处在于统一思想，在于尊奉皇权，把整体的利益置于个人的利益之上，推理下去，也就是把国的利益置于家的利益之上，强调个人服从家族，而家族服从国君，忠是由孝推衍出来的，也就是所谓忠臣出于孝子之家。
但是儒家的理论有个重大的缺陷，他这一套思想的基础在于血缘，在有血缘关系的家族内部，这个理论没有太大的问题，一旦推衍到家族之外，和没有血缘关系的利益集团发生关系的时候，这套理论就显得格格不入，甚至会有矛盾。
比如说，在国与家的利益冲突上，如果按照圣人的教诲，那当然是先国后家，可是真正操作的时候，大部分还是把家族利益放在优先的地位。如果说在西周那个以分封制为基础的宗法社会里，诸侯和天子还有着共同的利益取向的话，那么进入郡县制的帝国时代，帝国和家族之间没有了血缘的纽带，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就变成了冲突为主。
商鞅变法的本质是什么？是打击那些抢夺国家财赋的贵族，把所有的财力物力全部集中到王的手中，这就像把五根手指收紧，捏成了一个拳头，才能更有效的利用这些财力物力，在与其他六国的竞争中获得优势。
长平之战是秦赵两国的生死战，双方都使出了最大的力气，可是秦国最后取胜了，为什么？一方面是因为秦国的白起这样的名将，而赵国却用了赵括，另一方面是秦国淋漓尽致的集中了全部的力量，秦昭王将全国十五岁以下的男子都征发入伍，倾尽国力，决一死战。
赵国在干什么？赵国在内斗。他焉能不败？
秦国因为这个政策横扫天下，打击豪强，强干弱枝就成了最本能的选择，秦国亡了，大汉兴起，但这个政策却没有变，从汉高祖刘邦开始，把各地豪强集中到都城附近，就是一个基本政策，在不懈的打击下，西汉一代，豪强的力量一直没有得到有力的发展，没有形成对皇权有影响的世家大族。
这种情况在东汉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光武帝刘秀以豪强地主的支持起家而问鼎天下，他的功臣基本都是豪强，东汉一代，豪强与皇权争夺财赋的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实际上，在光武帝本人在位的时候，皇权已经对豪强无能为力。只不过光武帝、明帝和章帝三人还算是有能力，当时人口还不多，争夺土地的矛盾还没有到尖锐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所以才没有显出来。随着人口的繁衍，豪强地主的实力越来越强，这个矛盾慢慢的凸显出来了。
与这个矛盾一起凸显的，就是这些家族的思想和行动的分裂，他们一面信仰着忠君爱国的圣人教诲，另一面却贪得无厌的与国家争夺人口和土地，掏空国家的根基。实际上终东汉一朝，皇室的经济状况一直就是一个大问题，光武帝本人就因为大司农主管的国用不足，只能把少府主掌的皇室自有财赋补贴给大司农。
这个问题表现在并州，那就是大家都知道并州如果落入蛮胡之手，他们谁也不会有好果子吃，可是要他们吐出多占的土地，拿出侵吞的财富，却是难上加难。就像大家都知道这条船已经岌岌可危了，可是谁也不敢把自己手里的船板拿出来补漏洞，相反还要争先恐后的去抢夺所剩不多的船板，唯恐自己吃了亏。
船沉了，是大家一起倒霉，可是如果不抢船板，那就是别人占便宜，我一个人倒霉。
在这种情况下，危机的逼近只会让他们更疯狂，而不会让他们变得理智。
王允觉得，自己就是为数不多的理智的人，可是他现在要面对无数疯狂的人。
谈判进行得非常艰苦，嘴上说得都很漂亮，一个比一个慷慨激昂，可是一谈到具体的利益，他们立刻换了一副嘴脸，哭穷的哭穷，装傻的装傻，就是不肯主动放血。
王允非常上火，嘴上起了燎泡，刘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