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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宇宙乾坤，惟他独尊。
第三部 造谣诽谤之研究
传说在三皇五帝时代，部落酋长们的办公室前都立有一根木柱，叫作“诽谤之木”类似我们现在的意见簿和信访接待簿，老百姓有什么意见就毫不犹豫地在这根木柱上大写特写，酋长们看见后也毫不犹豫地立即改进工作。当然他也可以不办，那部落会议就要处罚于他。不过那时候，当酋长没什么特权，反而要事事争先，为部落服务是他的职责，所以大家还心心相印，同心同德，彼此相安。那根木柱尽管刻得疮痍满目，倒也风雨不动，巍然长存。
但这种琴瑟和谐的日子慢慢地就维持不下去了。随着部落的扩大，战争的胜利，地盘和人口都扩大了的部落酋长觉得，再在茅棚里处理政务未免土气，且有失大国风度，徒然见笑于敌国。何况年来战事，收获颇丰，于是办公楼重建了，变得高大威风舒适。那根木柱虽然还是循祖宗规矩立在那儿，但酋长心里已大为不喜，好好的办公楼前立这么一根破柱子，太不协调，太煞风景了！偏有些懵懵懂懂的老百姓还在翻陈年黄历，继续做清秋大梦，仍然直然不讳地在木柱上大言指责：百姓当在风雨茅庐，酋长为何要建新办公大楼？酋长子弟无德无功凭什么也华屋高居甚至侵吞民财、倒腾紧要物资？酋长又凭哪一点要破坏祖传部落会议制、凡事独断？
当然，酋长见到这些不知死活的意见难免龙颜震怒，一气之下难免要杀鸡给猴看，不识时务者难免做了刀下鬼，死了难免还要背个阴谋家的罪名，连累子孙也成了贱民；却喜也有一二俊杰看时局大变心生上策，为保住那根木柱就在上面大写万岁、万岁、万万岁，写圣天子出百兽率舞、万民咸乐的颂歌。经过俊杰们的努力，那根木柱终于保住了，而且还换成高级石头的，雕龙画凤以表祥瑞，名字也由“诽谤之木”改称“华表”了。这一改不打紧，连累了“诽谤”的声名，从此“诽谤”原先“善意的批评”的含义荡然无存，它被赋予 “无中生有的污蔑攻击”的新内涵。
这一来，习惯了在“诽谤之木”上乱嚷嚷的“刁民”们，就积了一肚子的怨气，怨气大了，自然就要寻找一个“出气阀”。终于，在实践摸索过程中，他们觉得编些顺口溜，口口相传倒能解气，这编顺口溜当时说法就叫“造谣”。于是有什么不满、有什么想法，老百姓就宣之于口，唱遍天下。这一唱有时候也能引起一些杰出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他们每逢春三月，万物化生的季节，就派干部摇木铎下乡，采集民间“谣言”——就是顺口溜，以供决策参考。但这一行动也持续不了多长时间，一则好大喜功的领导人居多，真正乐于听批评的太少；二则下乡采风的干部并不天真，绝不干兴奋过头的事，免得将来落个“抹黑”的罪名，还是投其所好的好。渐渐地；这采风也多成了“雅颂”之流，只剩下满纸的歌功颂德。但老百姓可不管这一套，心中有气还是不断“造谣”， 这就难免上面不雷霆万钧了，于是钦赐“造谣”为“怀有阴险目的捏造事实”的专用贬义词。
说来，这些“造谣”也确实够毒的，譬如，“这个可恶的太阳啊，你什么时候死去，我宁愿与你同归于尽！”不是对这个制度有刻骨深仇的人不致于如此满含怨毒；有的人还利用民众喜欢听宫闱秘闻的低级趣味；散布无稽之谈，说什么领导人生活作风腐化，九曲深院里面糜烂不堪，“中遘之言不可道也”。难怪上面指控他们就像放蛊一样蓄意炫惑民众心智，煽动民变以期达到通过正常渠道达不到的目的。也许是民智不高的缘故，老百姓确实比较狂热缺少理智，仍然是谣言一出，万里会心；犹如歌下里巴人，和者上千；相反，上面辟谣就像歌阳春白雪，和者寥寥。谣言一出就不胫而走，其速如风，一路过关斩将，风行草偃，一如雪球愈滚愈大；说者绘声绘色，眉飞色舞；听者扼腕长叹，血脉贲张，恨不得马上就“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就是那些将信将疑者一观察自己周围小社会的腐*败也就不信也信了，而且现身说法效果更佳。这少不得就为觊觎神器者所用，什么“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什么“十八子当有天下”，什么“大楚兴，陈胜王”啦……等等之类谶纬谣言纷纷出笼，播散天下，搅乱民心，如薪就火，势必燎原。若遇上年成不好，就要酿成社会动荡，朝代更迭就快了。
当然，谣言的危险性统治者比谁都清楚，从“造谣”、“诽谤”这两个词被永远囚上恶意就可看出。为杜绝它们滋生流播，历代统治者宣布的禁书谤书不知多少，从秦始皇焚书到清代文字狱至那段著名的以言治罪；数不胜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周厉王禁止民谤，以致人们道路以目；为了彻底消灭潜在反动派，有人的策略是以言者无罪为饵，引蛇出洞，一网打尽。可是结果呢？民口之溃甚于河崩，厉王南巡，做了汉江之鬼；民众揭竿，崇祯上了煤山。总之是自掘陷阱，一个个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说来说去，还是要有大禹宜疏不宜堵的战略，采取高压政策，似乎一时风平浪静，安定团结，其实民怨郁结于心，不发则已，一发就地动山摇，势决死生，因而我们就不应高垒大坝堵截汹涌的民众激流，而应给他们分水沟，给他们“出气阀”，让他们有意见就在 “诽谤之木”——报纸上提出来，在部落会议——人代会上讲出来。官员们应像古代酋长那样立即接受民众意见，马上改进工作，如果官员们将民众意见当耳边风，或者敷衍搪塞、避重就轻，甚或恼羞成怒、一不做二不休的说，那么人代会就应对之行使弹劾权直至罢免。这样就会形成一个上下沟通、政治公开、民主法治的秩序，那么民众就觉得诽谤造谣很无聊，诽谤造谣也就没有那么大的煽动力了，江山也就铁桶一般，万年不易。
第三部 只是想说说话
宋代有不杀文人的律例。历来对此颇有訾议，或曰，蔡京、秦桧赖此不死。我则曰，蔡秦固奸，罪不容诛，若无此律，定杀无疑。但同时，乌台诗案的苏轼，变法的王安石，反变法的司马光等都有被诛杀的可能。相比之下，宁让一两个秦、蔡苟活，以免一大批苏、王、司马之不免，算起来还不太吃亏。这一宁纵不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妥协原则，颇有百家争鸣的味道。后来成为明清显学的程朱理学，在韩垞胄时代曾被称为伪学，其时理学代表朱熹在朝只有四十日，实在没有用政治权力搞学术霸权的资格。他的学术尽管被当权宰相鄙弃，可他并未因此沦劫。这岂不仰不杀文人律例之佑？
好文人、坏文人都自由地活动，总比好文人遭殃、原则上坏文人也遭殃的所谓机会均等要好。所以善良的人宁愿让少数坏文人不死，以便让大多数好文人得活。与宋代相反的是明代，有明一代是知识分子少有的几个黑夜之一。明太祖腰斩高季迪，世祖诛方正学十族，剥皮景清，油炸铁铉；魏阉时杀左光斗、黄遵素；严嵩时残害沈炼等。文人地位何其低也！然而坏人仍很猖獗，严氏父子、刘谨、魏忠贤等制造的冤案、残害的忠良甚至比嘟一代都多，弄得知识分子镇日提心吊胆，不敢说话。正气下沉的同时必然是邪气高张。
宋明两代在对待文人时奉行的政策尖锐对立，而两者的结果也挺耐人寻味。宋室南渡，虽是半壁江山、斜阳草树，犹可苟活一百五十年，及至大势去时，尚有文天样慷慨燕市，陆秀夫背帝蹈海。人心恋宋，天下士子习惯了赵氏的知识优越论，断断不敢去捧粗鄙暴虐的胡狄的饭碗。宋室善待士子，以致有此厚报。而当金人遗孽满清南下中原时，弘光仓惶南渡，其时若得贤人相助，上下精诚团结，犹可戮力王师，苦撑一个小南明，不让南宋专美于前。可实际上呢？贤人归隐，内哄不已；大敌门前，兄弟阋墙；前线流血，后方歌舞。等到最后的忠良史可法死后，大明王朝的臣子纷纷开城揖让，剃发留头，鲜亮的花翎顶戴替去了颤悠悠、轻飘飘的乌纱帽。
不诛文人，言者无罪。殷鉴在前，岂可不照？批评就是批评，不分善意恶意，不分建设性的破坏性的。批评只重事实，就是不符事实，也可闻者足戒。大不可先定框框，所谓善意的、建设性的批评就接受，反之不但不接受而且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