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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自帝舜始，禅让也形成了一个规矩，受禅天子也不逼人太甚，还保留了退位天子及其继承人部分特权，允许他们以客礼见天子，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正如曹丕废汉献帝为山阳公，仍允刘协在封地奉汉正朔，并言，“天下之珍，我与山阳共之”。但实际上，他们彼此都从内心不想见到对方，一个怀着道德上的愧疚，一个受不了君臣易位的尴尬，所以是以君臣之礼相见还是以客礼相见，从一开始就是不会成为现实的事；退位君主虽然保有封地，其实就是被监视居住，被软禁在封地。到此之时，即便继续享有天下之珍，又同嚼蜡何异？
―从舜禹受禅的被历史神化，我们就明白了什么是政治神话，什么是政治谎言，明白了为什么谎言被一再重复后，就成了绝对真理和不可颠覆的神话。
汉魏晋南朝禅让的恶性循环
辽人有首《伎者歌》这样唱：
百尺竿头望九州，
前人田土后人收，
后人收得休欢喜，
还有收人在后头。
以此诗比之汉末魏晋南朝的政局确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自汉失其鹿，天下共逐数百年，真正是王朝兴替如走马，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政权轮替并没有采取革命的形式，而是和平交接，即所谓禅让。禅让虽然没有革命那样激烈，但其文质彬彬的面具下同样充满了血泪。
在舜禹之后，其始作俑者应推西汉末年托古改制的王莽。王莽慕古成痴，其改制内容不在此专论。这里就说他怎么让刘氏江山改姓为王。西汉自大将军霍光辅政以后，政局就一直被外戚权臣所笼罩。等到王莽出任掌管军政大权的大司马时，王氏一门已先后有10人封侯，其中五侯更是权焰熏天，轮番出任可比拟摄政王的大司马。“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说的就是王家的炙手可热。作为王家侄辈的王莽所以能从“一门俊彦”中冒出来，靠的就是他非凡的作秀功夫。王莽的谦恭使他成为外戚中的一朵亮丽的奇葩，以致获得了大学者桓谭和宗室刘歆的推崇和拥戴。
王莽在经营权力多年以后，就不再满足权臣的名分，开始步步紧逼，欲问汉鼎之轻重。他先毒杀了自己的女婿、那个还是孩子的平帝，立两岁的宗室子弟为帝，并把他的名字改为孺子。立新帝使自己16岁的女儿一跃而为太后，改新帝名字是在向天下表白，自己只是在效法周公。周公当年辅政时，管、蔡二人就曾散布流言，诬周公企图篡夺成王的的江山：“其将不利于孺子乎！”。王莽此举意在昭告天下，自己会像周公那样尽心辅佐孺子，最后功成身退，还政于天子。
当翟义拥戴宗室刘信用武力向他提出抗议后，史载王莽闻之“惶惧不能食”，竟然“日抱孺子祷郊庙”，会群臣时还满腹委屈：“昔成王年幼，周公摄政，而管、蔡挟禄父以畔，今翟义亦挟刘信而作乱。自古大圣犹惧此，况臣莽之斗筲！”并效法周公当年作《大诰》讨伐管、蔡，也作《大诰》表明自己的正义和无私。
但他最后还是露出了狐狸尾巴。权力的持续浸染使他不再满足于大司马，不再满足于摄政王和“九锡”的同天子仪礼，甚至连假皇帝和摄皇帝名号也不足以餍其心。公元25年，他终于背弃了自己对天下的庄重承诺，一日之间否定了自己半辈子的事业，他废汉建立了自己的新朝。“策命孺子为定安公，封以万户，地方百里；立汉祖宗之庙于其国，与周后并行其正朔、服色”。可笑的是，此时他仍然作秀成癖，走下金銮殿，紧握孺子的手，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地说：“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并“哀叹良久”。意思是说，我本想以周公为楷模，辅佐你到亲政为止，无奈天命不可违，上天一定要我代汉而治天下，其奈何！其奈何！
这“皇天威命”就是当时嚷嚷不休的图谶，所谓天降符瑞言称王莽将代汉而立。其实，这一切做作都是王莽或者其追随者造出来的。不知道王莽是真相信这些图谶还是被自己人蒙骗了，反正他就这样在人造假神话的迷乐声中走向了政治绝路。1890年后袁克定也效法古之成例，印假报纸伪造万民拥戴袁世凯称帝的民意，以欺骗其父，终使老袁走上了不归路。其称帝也与王莽代汉一样成了一个历史大笑话。
同王莽受禅失败不同，后代的奸雄却做出了不俗的成绩。他们从王莽的失败中得出了教训，靠女人可以得到荣华富贵，甚至也可以权倾一时，但永远得不到江山。在宫廷内部经营的权力体系，就如空中楼阁，看上去巍峨壮观，却由于没有根基而很容易在政治风雨中瓦解冰消。像王莽，其权力取得全来自王氏家族的一个女人，虽然这个女人现在贵为太后。因此他的权威基本上只局限在庙堂之上，并没有自己的权力基础。他能号令天下，全靠扛着汉朝廷这面大旗和太后的支持，一旦没有了这个“橡皮图章”，其权力合法性的大厦马上就坍塌了。所以他代汉自立，马上就遭到社会中上层的坚决抵制。为了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树立自己的统治权威，他厉行新政，以上古圣贤的名义改革土地制度和货币制度，企图取悦中下层老百姓。可他在错误的时间进行了一场正确的改革，糜烂的政局和崩溃了的经济，使任何改革都难以推行，所以他的每一项新政都遭到整个社会的抵制；在一个错误之后，他又接着犯了另一个错误，他企图用暴力强行推行改革，结果使得各种反对力量形成合流，以致政局鱼烂河决，终于不可收拾。其新朝也随着他被民军所杀而夭折。
撇开其他原因，王莽最大的悲哀就是没有自己的权力基础。不是自己一刀一枪挣来的，靠妇人女子九曲深院里的因缘际会去偷盗别人的江山，在“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儒家正统时代，天然地就缺乏合法性。所以，王莽之后，谋求禅让者多是能将能相的权臣，其身边聚积了一大批文臣武将，并网罗了各方面的人才。其夺得天下虽然是通过禅让，却也经过多年甚至数代苦心经营，也是刀口舔血、出生入死而来。
曹氏代汉而立就是这样。曹操靠收编黄巾残部起家，在唯才是举的人才政策和屯田的经济政策之下，再奉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谋略，终于荡平中原，打下自己的一片基业。但他还有自己的道德包袱，还没有代汉的政治勇气，“使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终其一生，曹操虽有“彼可取而代之”之心，但一直还是安安份份地做着“周文王”，奉汉正朔，做着汉臣，在魏王和汉丞相的位子上死去。
新魏王曹丕继位后，他要兑现其父要他做周武王的期权。其时，虽然有孙权、刘备的不断犯边，但基本不成气候，中原腹地的和平已成定局。除旧布新，建立新朝，已经是人心所向。各种力量都在推动曹丕采取行动，而曹丕本人也没有乃父的道德包袱，年轻人的勇气和虚荣心也在激荡着他朝皇帝的宝位冲击；那些曹氏部属也在设想着如何弹冠相庆，如何分新朝一杯羹。于是自有小臣去逼去劝汉献帝效唐虞旧例，把帝位禅让给魏王。“率我唐典，敬逊尔位”，公元220年，曹丕终于逼迫汉献帝把帝位禅让于他，建立魏朝，是为魏文帝。他追尊其父为魏武帝，封逊帝刘协为山阳公，允许他在其封地奉汉正朔和服色，建汉宗庙以奉汉祀。曹丕还同时给刘协留了句客气话：“天下之珍，吾与山阳共之”。但刘协是不是共到所谓天下之珍就不得而知了，只知道他后来活到54岁死去。
不过刘协聊以自慰的是，那个逼他禅让的曹丕并不长寿，只活了36岁就死了，其子魏明帝曹睿也只活了30多岁就扔下了孤儿寡母，遗命司马懿和宗室曹爽辅幼主曹芳继位。最高领导人频繁更迭，而且继位者年龄越来越小，这就为权臣的诞生准备了现实条件。司马懿是曹操时的旧臣，辈份很高，是小年轻的曹爽难以望其项背的，朝政大权很自然地就落到司马氏手上。
同曹操一样，司马懿也有他的道德包袱，终其一生，他都是魏臣，并不遗余力地为魏东征西讨，顽强抗击西蜀的军事冒进，并彻底地遏制住了诸葛亮的北伐努力。堪称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