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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里的工作，实际上就是要逼安子文作检讨。这个会在8月中旬接连开了两天，安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饶却一味吹毛求疵，无理取闹。有些本来是饶漱石冤枉安子文的事情，安提出证明，要求派人查实更正，饶却蛮横地拒绝调查。更为荒谬的是，饶本来已同安子文商定，安作检讨时，对“名单”问题只作一般交代（说明3月间他在组织上犯了一个错误，已向中央作检讨并请求处分）而不谈“名单”的具体内容；在安检讨过程中，饶还插话说过：“这个问题不便在这里讲。”但当第二天会上有人对安进行批评后，饶却对大家没有追问“名单问题”加以指责，说：“安子文千对万对，但在这件事情上犯了严重错误。你们应当首先追问安子文：你犯了什么严重错误？”与会同志指出是他自己交代不要谈这个问题，饶又强辩说：“是，我是那么说了，但是你们应当追问，你们问了以后，我再出来解释。这应当是党内斗争的教训！”但是没有人响应，他自感孤立无援，不得不暂且收场。
——1953年9月，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少奇同志受毛主席委托，主持会议领导小组的工作。参加这个领导小组的有：朱德、李富春、胡乔木、习仲勋、钱瑛和我，还有饶漱石、安子文和6个中央局的组织部长。我随时将会议进展情况，给毛主席写书面汇报。这次会议，原定主要是总结经验，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以保证经济建设顺利进行。饶漱石却在会议内外兴风作浪，煽惑一些不明真相的地方组织部长跟他一起攻击安子文。但仍没有能掀起多大波澜。他不甘心，在中央书记处汇报会上发牢骚，说：“这次组织工作会议，该来的人没有来，不该来的倒来了一大堆。”毛主席让邓小平问饶谁该来，开个名单统统去请来。饶心里虚，只点了一个陈赓（当时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原来他听说抗日战争初期，陈赓带部队在太行地区活动时，在后勤供应方面对薄一波有不满；又知道陈讲话“没遮拦”，以为陈如果到会，能放上一炮。可是，陈赓来后没有如他所想的那样来发言。饶又一次打错了算盘，他的目的没有达到。
中央觉察到会议方向被搞偏了，决定大会暂停，转入开领导小组会议，先解决中央组织部的内部问题。在连续几天的领导小组会上，饶漱石根本不承认安子文和中央组织部其他几位同志批评他的一些事情，反过来气势汹汹地搬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据”，诬蔑安子文“霸着组织部”，使他“插不进来”，而部里一些同志同安串通一气，抗拒他的领导。企图借这次会议使地方上的组织部长们造成一种错觉，争取他们站到自己一边。可是，问题一经拿上桌面，摆事实，讲道理，饶的种种谎言全被揭穿。情急之下，他竟然又捏造“事实”，说他的政治秘书陈麒章调来半年，组织部还不接组织关系。当时在场参加记录工作的陈麒章，不得不取得会议主持人许可，破例站起来发言，声明他一到中央组织部，赵汉就把他编入一个支部，饶说的根本不符合事实。少奇同志在主持领导小组会议的过程中，对饶进行了严肃批评。饶反而在另一次中央书记处汇报会上蛮横地责怪刘少奇在处理他与安子文的关系上“感情用事，把问题扩大了”，甚至威胁说：“如果少奇同志发言不谨慎，这个领导小组会要出问题。”因此，中央不得不决定，刘、饶、安三个人在领导小组会上的最后发言稿，都先送交中央审查。
中央书记处几次开会听取组织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我都在场。当时我已感到饶漱石的言行十分反常，但对他为什么要同少奇同志一再“顶牛”，一时还解不开这个谜。
在最后一次领导小组会上，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明确指出“中央组织部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在工作中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的”。对于这个部过去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荡胸怀，主动承担了领导责任。邓小平也在会上强调：中组部工作的成绩，“是与毛主席特别是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分不开的，但子文同志也有成绩，不能设想只是领导得好、他们做不好而会有成绩。”与会的中央领导同志本着对待犯错误同志“一看二帮”的精神，在发言中又都给了饶漱石一个“体面退却”的台阶。但饶最后发言时，仍然坚持自己“原则正确，方法错误”，不肯老实认错。这以后，他还继续在毛主席面前数落少奇同志、安子文和中央组织部一些同志的所谓“错误”，并照旧到高岗那里去议长论短，发泄怨气。后来，不知出于什么心理，饶又一反常态，对安子文说：“我说你对财经会议有抵触，其实不是指的你，而是指的少奇同志。”这真是一语泄露了天机。
第五部分第130节 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5）
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迹象越来越明显，到全国财经会议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前后，问题已经充分暴露。党中央据此判明他们是野心家、阴谋家，下决心予以揭露。
1953年12月24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点明：“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同时，他建议政治局搞个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后，少奇同志在北京主持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毛主席离京去杭州，在那里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
在这前后，毛主席就高、饶分裂党的问题分别向党内一些高级干部打了招呼，如：
1953年12月，陈毅由上海到北京参加全国军事系统高干会议期间，毛主席两次约谈。头一次，主席向陈毅询问他所了解的饶漱石情况，陈不明底里，按一般情况下尽量说同级干部优点的习惯，说了几句，毛听后反应冷漠。陈毅感到困惑，出来后向一位中央机关负责人谈起，对方提醒他：“主席问你，是要听你说真实情况。”陈马上折回去，把他所接触到的饶漱石的言行向毛主席和盘托出。毛主席这才点头，并且把已经掌握了的高、饶不正常活动的情况告诉了陈毅。几天后，第二次约见陈毅，专门谈高、饶问题，其中主要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毛主席告诫陈毅：“不要伤风，不要失去灵敏的嗅觉，要警惕非法活动。”又说：“你推让是不对的，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对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会使党受损失。”
1953年12月26日晚，毛主席去杭州路过上海作短暂停留时，向前来迎接的谭震林、张鼎丞、粟裕3位华东负责同志说了饶漱石的问题。这时，中央已决定调张鼎丞到中央组织部任第一副部长，张问毛有什么指示？主席说：“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这是很好的。对阴谋家、野心家可不能老实呀！对阴谋家、野心家老实是要上当的。”
尽管这样，从筹备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到筹备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的这一年里，党中央对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在处理上仍然坚持了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方针。
1954年1月中旬，《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在少奇同志主持下草拟完成后，由我送往杭州。毛主席约请同他一道起草《宪法》的乔木等同志共同研究修改，并且提议：“此决议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同时提出：“为了团结决议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
1月18日，毛主席向党中央建议，在七届四中全会前先把《决议（草案）》用电报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要他们准备意见；同时也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委的意见，并提出要通知驻苏大使张闻天到会。
高岗看到《决议（草案）》后，惶惶不可终日，急忙写信给毛主席，说他完全拥护和赞成《决议（草案）》，表示自己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并想在会前去杭州见主席。我把他的要求代为转达后，按照毛主席的交代，托词主席正忙于修改宪法草案，没有时间，把高回绝了。高岗还两次向毛主席表示要保护饶漱石。头一次，高岗对毛主席说，饶漱石现在不得了了，要毛主席来解围。主席说，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