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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命令下达的当晚，彭德怀即到了沈阳。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在披挂上阵之际，与一些随行的将军们共饮出征酒。他举起酒杯致词：“从井冈山到朝鲜，还是咱们这些人。咱们叫志愿军，其实我也不是志愿的。要不是美国军队压到鸭绿江边，我也不会志愿的。现在他打到咱们家门口，我志愿挂帅出征，你们志愿不志愿？”
“志愿！”整齐的回答声以浑厚的阳刚之气，震荡屋宇飞出窗外。
11月8日，中国政府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带领下，渡过了鸭绿江，参加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
朝鲜人民为之欢呼。
苏联首脑为之感动。
美国及其同盟者为之震惊。
斯大林说：让金日成到中国东北组成流亡政府。毛主席回答：不，为了整个东方的利益，我们坚决出兵
毛主席关于出兵朝鲜的意见一俟被中央政治局通过，部队立即全面进入战前准备。在大部队尚未进入朝鲜之前，毛主席决定派周总理去苏联面见斯大林，一是陈述中国政府的主张，二是请求苏联给予空军和军需物资的支援。就当时的中国来说，由于连年处于战乱之中，人民生活很苦，国内建设各方面百废待兴，再挑起战争负担，的确有很大困难。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尚未结束，周总理便偕工作人员师哲、康一民到了莫斯科。当时斯大林正在黑海海滨休假，于是周总理又偕同推辞出任志愿军司令而来苏养病的林彪飞往斯大林的休假地。
周总理向斯大林介绍了中国的决定，准备出兵赴朝作战，以挽救朝鲜局势、维护世界和平。此前，斯大林对朝鲜局势曾作出这样的估计：他认为，美军越过三八线以后，北朝鲜至多再坚持一个礼拜，与其进行毫无希望的抵抗，不如尽早地撤退。斯大林曾私下建议金日成把主要力量、武器、物资和部分工作人员撤退到中国东北，组织“流亡政府”，而把老弱病残撤退到苏联境内。理由是一旦条件成熟，从中国东北入朝比从苏联方便。斯大林的这个态度是低调的，他已经做了朝鲜失败的准备。可当周总理明确谈了中国的出兵主张后，他又有些犹豫不决，他担心中国出兵会引起世界战争，从而把苏联拖入战争的漩涡，最终形成美苏两个大国的对抗。比较起来，他更倾向于组织朝鲜“流亡政府”。
斯大林的这个态度，周总理立即电告毛主席。毛主席接到周总理的报告，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中国出兵的主张决不改变，这不仅是为了朝鲜利益和中国利益，也是为了整个东方世界的利益！就在接到周总理报告的当天，即10月13日，他再次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一致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认为出兵朝鲜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人民都是有利的。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尚属新生事物，朝鲜这么一个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刚刚从战乱中走出来，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援与帮助。在这个时候，我们宣布出兵朝鲜，实际上是代表东方向西方帝国主义表明一种不甘屈服的严正立场。它的国际意义，远远超出了出兵这个事件本身。而我们不出兵，美帝国主义及西方势力很可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占领整个北朝鲜，这不仅给朝鲜的社会主义革命带来重大损失，对正在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也会造成负面影响。当然，如果朝鲜被美帝国主义占领了，中国作为朝鲜唇齿相依的邻邦，也必然受到西方势力的直接威胁。总之，中国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失极大。
斯大林更多的是在顾及本国利益而对中国出兵犹豫不定。
毛主席不仅站在中国国家利益而且站在世界革命利益的高度来思考出兵的历史意义。实事求是地说，当毛主席把坚定不移的出兵决心电告斯大林后，斯大林的态度还是积极的，在整个抗美援朝的战争中对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是比较尊重的，对他过去的错误也多次检讨过。比如，周总理提出：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财力不足，武器弹药、运输工具都有困难，空军也刚刚组建，这些方面需要苏联支援。斯大林说，在物资上，如飞机、坦克、大炮，我们尽力提供。在作战时，我们也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掩护一下，但只限于在后方，不宜深入。否则如被美军击落俘获，就会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我们多提供装备，可以在战争的情况下使中国部分部队得到改装。
苏联提供的物资对抗美援朝战争起了一定作用。
当时，苏方提供部分军火，是作为他们对抗美援朝的物资供应的贡献提出来的。这在会谈中是斯大林主动提出来的，只是没有明确下来。因为任务紧急，周总理准备在下次会见时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争取能作出明确的规定，遗憾的是，后来再也没有机会同斯大林谈及此事。斯大林从没有明确规定一定要我们偿还这笔军火的费用。后来，他去世了，这件事便成为一桩悬案。若干年后，中苏两党关系恶化，中国经济遇到困难，赫鲁晓夫乘人之危，利用这个遗留问题，向我们要这部分军火的款项，给我们造成很大的负担。
美侵朝军队总司令克拉克哀叹：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统帅
1950年10月19日晚8时，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在彭总率领下，肩负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重托，高举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辑安（今集安）跨过了鸭绿江，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
开始，毛主席和彭德怀曾考虑，让志愿军四个军分两个梯队渡江，先过去两个军、6个师、加上两个炮兵师。后来毛主席和彭德怀考虑，为了防止敌人在我渡江时利用空军狂轰滥炸，封锁鸭绿江，造成我后梯队渡江的困难，遂改为志愿军4个军部、12个师、3个炮兵师计26万人一起渡江。当时敌人在朝鲜共有15个师42万人，第一线就有13万余人。如果首次渡江的部队少了，就不可能形成优势，取得初战的胜利。加上敌空军占绝对优势，封锁鸭绿江会给我后续部队过江造成严重困难，容易丧失战机。所以，毛主席、彭德怀关于4个军一起渡江的决定，为初战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当晚8时20分，我们接到彭总随渡江部队已顺利过江，而敌人尚未发现我军行动的报告时，大家兴奋极了，赶紧将这一喜讯报告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当时总参作战部长李涛和我们这些参谋们粗略估算：只要我军顺利渡过江去，胜利就有了五六成的希望；渡江后再有十天八天战役展开的时间，胜利便有七八成的希望；如果敌人这时候还未发现我过江，仍昏头昏脑地向北猛进，那胜利就有了确实的把握。眼下彭总和主力部队既已过江，敌人又未发现，那胜利就有望了。
第五部分第116节 雷英夫回忆抗美援朝（7）
彭总过江后，立即会晤金日成，向他转达毛主席的部署，大意是26万人已过江，准备先进行改装和训练，尔后再发动进攻。
但是，就在彭总和金日成会谈的同一天，毛主席从大量情报资料中发现敌人还不知道我军已渡江，麦克阿瑟仍在督促部队不顾一切地向鸭绿江挺进。于是马上决定改变原来计划，电告彭总，抓住战机，尽快完成战役部署，争取初战胜利。
几乎是在同时，彭总在听完金日成的介绍之后，也致电毛主席，建议中央军委改变原定决心。他说，目前人民军抗击美伪北犯很困难，敌人在未发现我军行动前仍在北犯冒进，我军以运动战的方式歼灭敌人，是极有可能的。
领袖和将军在战略思想上如此一致，这是胜利的重要基础。等到敌机于10月25日发现我军时，我军已全部部署完毕。第一次战役下来，敌人便被赶到清川江以南，我军旗开得胜，取得了歼敌15000余人的重大胜利，敌人在（11月23日）“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最终成了梦想。第二次战役下来，平壤解放，收复了三八线以南的瓮津半岛，敌人被歼3600人，又是一个大胜利。仅仅两个月，中朝军队便彻底地粉碎了美军在圣诞节前灭亡朝鲜的狂妄计划，基本完成了出兵抗美援朝的任务，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创造了条件，这不能不说是现代战争史上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