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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除了极少数立有特殊功勋的宦官可以在宫中荣养外，按规定年老或生病者必须离开皇宫。对于退役后滞留在京城的宦官，清代统治者大多采取强行遣送原籍的办法。“为民太监不回原籍而潜留京师者，由步军统领出示晓谕，速令回籍。”一些上层宦官通过贪污受贿、敲诈勒索以及赏赐等各种渠道聚敛了大量的钱财，出宫之后自是衣食无忧。清末著名权阉李莲英在家乡置地三十六顷，珠宝金银不可胜计，并在北京购置房产七八处。在他死后，四个继子除每人都分得白银四十万两外，又各分得珠宝一大口袋，其他各房侄子分得二十万两，两个女儿也各分得现银十七万两。统算起来，仅分掉的白银一项，就达三百四十多万两。李莲英的墓地在京城德胜门外，修建极为讲究，据说安葬后封顶时，用的是沙土、白灰、黄土和以蛋白、糯米汤灌浆，以至于当年德胜门外方圆十多里之内鸡蛋都被买个精光，而蛋黄则随地丢弃。时值阳春季节，满地的蛋黄很快就变质了，臭气熏天，弄得当地百姓几年内看到鸡蛋就想吐。
继李莲英任总管太监的小德张，财富更是远超李莲英。他不仅在其原籍及天津、北京购置大量田产、修建楼房府第，而且还以巨额的银两开设当铺、绸缎店、洋货店，并兼任致中银行的常务董事。小德张凭借这些钱财，出宫后在天津过了几十年颐指气使的阔佬生活。据说，他在天津盖新房时，曾对施工的工人们说：“你们要把地基打牢，打一寸厚我给一寸厚的洋钱。”每天下午二点，小德张准时前去查看，随身携带银元若干，觉得满意便把银元撒到地基的坑中，任由工人们自己来分。这所楼房于1924年建成，楼内地板都是软硬实木镶嵌，花纹图案相当精美，室内陈设更是富丽堂皇。小德张家中除雇有管事、账房、门房、厨师、杂役、女仆之外，还有四五名小太监，专门负责替他烧烟、倒茶、招待来客等事。
像李莲英、小德张之类，能在出宫后过上如此阔佬的生活当然是极少数，而在宫里一辈子贫寒的普通宦官，寺观也不愿意收留。为了解决晚年贫苦无依的问题，清朝乾隆年间，乾清宫督领侍刘钮、副领侍萧云鹏等91人曾成立万寿兴隆寺养老义会，由入会宦官捐募了一部分银子，在北京南郊置地200多亩，并规定入会的宦官先交上白银百两，三年后便可到养老义会所属的寺观养老，吃住不用再付钱。清末的太监养老义会也规定，入会太监须缴纳会费180元。
近年来，在南京雨花台附近发现一块古碑。该碑以青石雕成，体型高大，高2。64米、宽0。84米。碑首有浮雕双凤等云纹，碑座下部镂刻海水、江牙、山峰和四合云纹，上部饰云雁祥云图，工艺精湛，碑身正面四周镌缠枝花纹，碑首额书竖题阴刻篆书“皇明”二字。碑文中有“南京司礼监等衙门宦官等官义会碑”字样，上列了27名宦官名号、出生地。明代南京作为永乐以后地位仅次于北京的“南都”所在，宦官势力相当强大。此碑属宦官等人的“义会”所立，表明了当时在南京的宦官出于某种需求，或许就是互助，已经有集体的“联谊”会了。
这类自养、自助组织部分地改变了宦官晚年孤苦无依的窘境生活，但毕竟是以宦官身有余钱为前提的。清代宦官的俸禄，主要为月银、月米、公费银三种。月银最高八两，最低二两；月米最高八斛，最低为一斛半；据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中记载：每月宫殿监督领侍给银八两，米八斛，公费制钱一串三百。宫殿监正侍、宫殿监副侍，均给银七两，米七斛，公费制钱一串二百。宫殿监执守侍，均给银五两，米五斛，公费制钱一串。侍监给银四两，米四斛，公费制钱七百。笔帖式侍监给银三两，米三斛，公费制钱七百。其余太监，给银三两者，米三斛；给银二两五钱者，米二斛半；给银二两者，米一斛半；上述三者公费制钱均为六百文。除了正式俸禄，宫廷宦官的收入还包括各式各样的赏赐。赏赐的名目有年节例赏、喜庆特赏、加赏盘银等。赏赐不仅是银两，还有珠宝玉器、绫罗绸缎、古玩字画等实物。由于宦官的身份和地位的差异，所得赏赐往往有天壤之别。宦官每年所得的赏赐，往往超过俸禄。尤其是上层宦官，每年的赏赐更是远远超过正式俸禄。下层宦官，一年之中的赏赐常常极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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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凉结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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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多数下层的宦官在年轻力壮时往往因心情苦闷而狂喝滥赌，余钱不多，到其年老离开皇宫时更是所剩无几，生活的悲惨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既没有能力购置田房，亦无余钱拜师，因而也不能入住寺观，只能流落在外地异乡，以乞讨为生，直到冻饿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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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权宦与英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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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制度这个毒瘤，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派生物。对此，无论是皇帝，还是封建士大夫们都无可奈何。宦官专权，更是专制皇权下的一个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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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宦与英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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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制度这个毒瘤，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派生物。对此，无论是皇帝，还是封建士大夫们都无可奈何。宦官专权，更是专制皇权下的一个衍生物。
宦官擅权，大体可分为两种形式：其一，受皇帝的指使，弄权干政；其二，欺蒙皇帝，媚上欺下。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皇帝完全控制的干政行为，而后者则控制了皇帝；前者常常表现为有恃无恐，而后者则常常表现为为所欲为；前者对朝廷政治，有时能起到积极作用，对统治的危害表现得不够明显，而后者常常是祸乱深重。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
封建专制政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君主处于极端孤立和虚弱的地位。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负责调节、监督、控制整个官僚机构，王朝的一切重大事务都由他一人裁决，其意志高于法律，如清代乾隆皇帝所言“乾纲独断”。这样一来，一方面皇权专制，大权集于一身，就必然使各级官僚机构和官吏的行为仅仅是对上、最终对皇帝负责，而各级官吏的营私舞弊，皇帝身居九重之内根本无法监督。另一方面，皇权的至高无上，使皇帝产生失去宝座的恐惧感，对所有的人都存有戒心。皇帝既要摆脱这种被动和繁重的任务，同时又要保护自己的至尊至贵，不得不选择合适的亲信做帮手，而家奴宦官便成为最佳人选。
宦官，作为“刑余之人”，是皇帝的家奴，既没有与外界亲族的联系，又没有后嗣子孙和家业。他们惟一的出路是侍奉好皇帝，所以也就不由自主地将其主子———皇帝视为靠山。宦官的身份是低贱的，其生命和前途与皇宫的差事紧密相连，只有侍奉好皇帝，讨得皇帝的欢心，才是惟一出路。所以，宦官极力争取皇帝的宠信。双方各取所需，找到了权力延伸的基点。
皇帝把许多重要的事情都交给宦官去办，逐渐使宦官在宫廷斗争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在维护皇权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皇帝指使宦官干政，维护皇权，常常能达到以下几个目的。其一，防范任何人对皇权的任何颠覆行为；其二，压制在统治集团内部形成的任何势力集团，均衡皇朝权力；其三，夺回失落的皇权。
不同的朝代，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下，统治集团内部常常分化为不同的政治势力集团，而这些政治势力集团的不断发展，最终会对皇权构成威胁。如东汉时期，由于幼主临朝而膨胀的外戚势力，对皇权的威胁最为强烈。皇帝为了夺回落入外戚手中的权力，常常把宦官势力作为所倚重的力量。汉和帝利用郑众诛灭窦氏外戚，汉桓帝利用宦官五侯诛灭梁氏外戚便是明证。
统治者这些做法，常常是弊大于利，无异于饮鸩止渴，给予宦官权力越大，带来的祸患就越深重。宦官一旦受皇帝指使得到了参政干权的机会，私欲膨胀，就会极力摆脱皇帝对他们的控制，造成专权局面。在中国历史上，由于皇帝对宦官的过分骄纵，最后导致宦官专权的现象，史不绝书。
我们也看到，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宦官，他们或在政治上有所建树，或在外交上扬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