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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跟着一个人，或者是认识一个人来革命，那就不能叫做革命，那就叫盲从，那就叫做私党，那就叫做把他人当奴才、走狗了。“当时在国民党内称得上领袖，有崇高个人威望的人，非孙中山莫属。对人们不把他这个暴发户放在眼里，他早已怒不可遏，难免说话尖酸刻薄，毫不留情，”中国人的思想习惯到如今，仍旧是几千年前皇帝奴隶的恶劣思想。“当时的他慷慨激昂，似乎充满民主思想和革命正气，给学生们一个革命者无私的面孔，既打击了孙中山，又借机树立了个人
蒋介石不抵抗之谜（5）
威信。但日后刚愎自用，容不得别人有半点异议的蒋介石，对张学良等主张抗战的将领不止一次地吼道：“我就是革命，反我就是反革命。”这时的他不仅不再反对个人崇拜，反而一遇机会，就大肆宣传：无论皇帝、总统还是委员长，一国没有领袖不行。对领袖就是要绝对服从，必要时是盲从。他的一生常常前后矛盾，判若两人。还是在1924年，蒋私下不知对孙中山建议过多少次取消联俄容共政策，主张驱逐苏联顾问和中共，但均未被孙中山采纳。年底，孙中山病故，他便突然间像是换了一个人，对任何人再没谈过反对联俄容共之事，反而成为联俄容共的热心人了。1926年1月1日，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刚从战场凯旋归来的蒋介石一下成了广州的军事、政治明星。但这次会议期间，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占据了统治地位。第一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的蒋再次显示了他纵横捭阖、巧妙表演的过人能力。在公开的演讲、集会上，他高喊着联俄容共、拥护第三国际的口号，“左”得炽热，“左”得令人信服。就在国民党和苏联顾问们真诚地为得到蒋这样的左派而庆幸时，他们作梦也没想到他们正在扶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时蒋已把眼光盯在了3个月后的“三。二○”事件上了。3月20日，蒋介石口头命令海军局长、共产党党员李之龙将中山舰等2艘战舰开往黄埔侯用。但李之龙奉命将战舰开去后，蒋矢口否认有此命令，反诬中共图谋造反，对国民党有野心，而且国民党右派汪精卫也与此事有关系。随之，逮捕了他的学生李之龙及中共党员多人，包围苏联顾问寓所，解除10多名苏联顾问聘约。4月20日，汪精卫被迫离开国民政府，亡命法国。蒋兵不血刃地排斥了中共和苏联顾问，赶走了国民党异己，登上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宝座。5月，蒋又以《整理党务案》来限制中共在国民党的领导人数，削弱中共的地位。他政治手腕的高明，在他一手策划的这次事件中清楚地展现出来。虽然“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当时震动国内外，连他自己日后都承认这是国共双方力量消长的分水岭，但这个锋芒初露、野心勃勃的政治新贵井没有被国、共两党及苏联的政治影响所冲倒。他在排斥异己削弱中共影响的同时，又高声唱赞歌，多次公开说道：“两年来本党联苏俄，容纳共产党，对革命势力之增厚，革命广泛之进步，唤起民众及反对帝国主义之影响，实非浅显。由此观之，应认共产党为革命势力之一种，苏俄有助于中国革命。”并高唱拥护第三国际的调子。老谋深算的蒋介石深知他羽翼尚未丰满，北伐也离不开中共和第三国际的支持，所以巧妙地“左”“右”飘忽，使斯大林错误地认为，一直在算计着他的蒋介石，是一个将对共产主义产生积极影响的人物，结果在第一回合的较量中就稀里糊涂地败在蒋的手里。从日后蒋介石疯狂地要剿灭中共来看，他根本就不可能把中共和苏联视为自己的势力，他养虎、驱虎只是为己所用。只要他认为时机成熟了，他会毫不犹豫地杀死这只曾为他立过殊功的猛虎。与他在政坛上斗了几十年、远在广西的李宗仁对当时的情形看得清清楚楚，心中不禁叫绝：“汪氏既除，蒋氏表示左倾，……
如此亦左亦右的手法，并非由于政治观点的改变，事实上，只是其个人权术，以虚虚实实的姿态，排除异己，以达其个人独裁的目的。“这次事件，蒋介石终于迈出了他事业中最得意的第一步，也给他的政治生涯烙上了一个鲜明的印记：毫无信义的诡谲。
不堪回首的“国联梦”（1）
走累了，蒋介石慢腾腾地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神情细致地欣赏起两侧群山的美景来。尽管庐山他不知来过多少次了，但他仍为那雄奇挺秀的山峰，瞬息万变的云海，飞流直下的泉瀑而赞叹不已。想到此刻南京的酷热，而他却置身在这凉爽如春的避暑胜地，他颇感惬意。不禁轻吟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这时太阳已挣脱了云雾的缠绕露出脸来，扫清了有些发湿的雾气。这使得他的心境有些开朗起来。近几个月来，中国的形势对他来说还是较为满意的。尤其是他调集百万军队对红军各根据地所发起的第五次“围剿”，与前几次相比，进展要顺利得多。他感到十分振奋，信心十足。他甚至预感到多年来一直期待的那一美妙时刻已在向他遥遥招手了。此刻日本人在中国北方侵略、骚扰，国内要求抗日的怒潮在他心中有些淡漠了。想到多年来这最重的一块心病不久将彻底去除，他那瘦削、坚硬的脸上竟现出一丝笑容。矢志不移，终成大器啊！日本人也罢，英国、美国人也罢，他们毕竟是外国人，不能老是呆在中国，所以他们只能算作遥远的敌人，与他们相争不必着急。如果舍本求末，让中共坐大，将来党国必亡在他们手里，那才是可悲之事。而美国人、英国人也决不会看着日本人从他们手中夺去他们在中国的利益。的确，当时蒋介石所以一心安内，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依赖国际社会压迫日本撤兵。早在“九。一八”事变前1个月，面对战争已无可避免的严峻形势，他曾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寻衅，我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望饬遵照执行。”他虽然不愿因日本人而冲乱了他的“剿共”大业，但他同样不希望日本人当着中国人、全世界人的面抽他的耳光，他需要一种力量来支撑他，所以把眼光投向了国联，一个受英、美等国操纵的松散的国际组织。起初，他对国联是那样的虔诚，那样充满幻想。他多次对外界公开说过：对国联要充分予以相信和依赖。他的这种观点当时感染了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学良为此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更多的将领则是在战场上茫然困惑，无所适从。“九。一八”事变，举国震惊，全球瞩目。世界的眼光都投向了中国，落在了他的身上。是战？是和？外国人紧张地注视着这个中国的铁腕人物将采取何种对策，中国人则是眼巴巴地期待他能指挥千军万马，杀向中国北方，但他却让中国人跌进了失望、痛苦的深渊。9月22日，在南京全体国民党员抗日救国大会上，蒋介石发表了《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演说。在演说中他说道：“……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历来刚愎自用，又深知日本人毫无信义的蒋这时竟也喊出了“忍痛含愤”、“逆来顺受”等语，令中国人惊讶，更令他们备感屈辱，愤恨难平。其实蒋介石本人对国联能否起到他所期待的那种作用也心存疑虑。经验告诉他，无论英、美等国，还是日本，他们毕竟都不是中国人。他们利用他，无非是通过他来维护他们在中国的利益；他利用他们，也仅仅是他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