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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驻守松山的第56师团并不是日军最精锐的部队，他们的士兵大多是入伍时间不长的“乙类补充兵”，并且，松山阵地也没有真正被包围，始终有一条通道可以撤往缅甸方向。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三个月的时间里，以一敌十的松山守备队硬是打到全军覆没也没有弃阵逃跑，这给参战的国军官兵们造成了极大的困惑。
在这以前，中国战场上都是日军攻、国军守，现在终于轮到国军主动攻击了，可一仗下来，大家却发现日本人的防守竟然比他们的进攻更加可怕。腾冲和龙陵只不过是西部边陲的两个不起眼的小城镇，如果收复这一小块国土就需要耗费如此长的时间、承受如此巨大的伤亡，那么，要消灭全部日寇、实现“打到鸭绿江”收复全部国土的目标，战争还将持续多久？还需要牺牲多少人？
在当时，蔡智诚和身边的战友讨论过这个问题，比较得到公认的观点是：“少则五年、多则十年，拼光我们这一代人、干掉日本的全部男人，这场战争才能够结束”。
于是，刚刚踏上战场的蔡智诚就开始预测自己还能生存多久。他觉得自己不大可能活到抗战胜利，只是希望可以坚持到反攻武汉——如果能够看到大哥蔡智明牺牲的地方被国军收复，自己就死而无憾了。
不管战争还要持续多久，当兵的只要敢于牺牲就行了，可当官的却必须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掌握新的战法。
松山战役之后，针对日军防御战术的特点，国军组织了大规模的观摩研讨活动，一时间，各战区都派了高级军官到松山阵地参观考察。军委会的初衷本来是希望大家认真研究“攻克阵地”的办法，有意思的是，这些黄埔系的军官们到阵地上看了半天，进攻的新方法没有想出来，却被鬼子的坚固工事吸引住了，觉得大开眼界，纷纷认为自己掌握了“防御的精髓”。
只可惜，这个防御的本事学到手的时间太晚了一点，因为，此时的日军已经没有能力再做进攻了，所以直到日本投降，“松山经验”也没能在抗战中派上用场。
（不过，这却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在后来的内战中，许多国军将领总是惦记着“松山经验”，遇到两军交锋，动不动就扎起马步、埋头修工事，一门心思地想表演“松山第二”，结果却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的机动能力，不是被共军围点打援、就是被各个击破，很少能够守出一点名堂来，真是丢尽了日本师傅的脸——当然，这是后话了）
上级军官考察业务，轮不到蔡智诚这样的小兵操心，他的任务是接待来访的民间团体。
松山战役之后，云贵川社会各界组织了大批慰问团到前线劳军。一般情况下，军方不允许这些团体越过惠通桥进入松山，原因是战区里还有许多未清除的地雷和未清理完毕的尸体，无法保证民间人士的安全。
于是，热情的人们就跑到部队营房的门口。握手拥抱拍照片、献花献匾献锦旗、敲锣打鼓放鞭炮、送烟送酒送火腿。
第八军当时正在云南保山休整。蔡智诚每天穿着崭新的军服、站在军营的门口，看到中国人就说“你好”、遇见外国人就说“哈罗”，然后再把国军将士英勇杀敌的光辉事迹背诵一遍。
慰问团里比较活跃的人物，或者是白发苍苍的名士乡绅、或者是如花似玉的太太小姐，他们对文质彬彬的蔡智诚的印象十分不错。听完学生兵讲述的战斗故事，白发苍苍激动得胡子直翘，纷纷挥毫疾书，“高歌慷慨赴疆场，壮士弯弓射虎狼”，“三山五岳擎天柱，万古千秋不世名”……而那些如花似玉们则纷纷要求合影留念，于是，蔡智诚每天都要对着镁光灯摆弄十几次造型——镜头里，他手中端着喷火枪，面前摆着汽油罐，一大帮浓装艳抹的旗袍女人依偎在前后左右，真是飒爽英姿、莺歌燕舞，既威武又风流。
慰问团经常提到一个问题：“军队里象你这样的学生兵多不多？”，蔡智诚总是回答：“有很多，现在他们都执行任务去了”。可他心里知道，营房里别说学生兵，就连壮丁兵也没剩下多少，经过一场松山血战，103师几乎被打残，三个团都成了空架子。
营房里人员稀少，医院里却人满为患，所以遇到空闲的时候，蔡智诚就去看望伤员。
陈永思团长在病床上躺着，精神却很好。一颗子弹把他的肚子打了个对穿，却没有伤到什么重要器官，算起来运气真不错。
有一次，蔡智诚说到松山日军的顽强精神让人畏惧，陈团长却有不同的看法：“日本兵也是人，他们也会怕死，松山守备部队之所以始终没有撤退，不过是因为他们以为会有援军来救援。过去，我们在上海湖北湖南与日军交战，周围哪怕只有鬼子的一个小队，他们也会拼命赶过来支援，所以小日本只要知道附近有自己的队伍，他就不害怕、死缠着和你打。可这次却不同了，打到最后也没见一兵一卒来帮忙，这说明什么？说明日本人不行了，明知道松山顶不住，硬是把他们丢下了！我给你说，这样的事情只要多出现一两次，军心就懈了，再不会有部队愿意死拼死守，照这样下去，小日本距离最后完蛋也就不远了！”
“人在江湖上闯荡最怕什么？怕没有朋友”，陈永思接着说：“军队在战场上拼杀最怕什么？怕没有友军协作。敌人再凶狠也不可怕，我们可以鼓起勇气和他们对杀，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彼此间不信任，互相算计、见死不救，这样的话，仗还没有开打就先泄了气，拳头捏不紧，终究会被别人掰断了手指头……”
事后想来，陈团长的这番话显然是有感而发，只不过在当时，新兵蔡智诚还没有这个体会罢了。
在医院，蔡智诚找到了罗烟杆。
罗烟杆的脸上中了一枪。子弹从耳朵旁边打进去、又从嘴巴里面飞出来，枪弹进去的时候撕掉了半边耳廓，出来的时候扯掉了一块嘴唇，搞得罗烟杆破了相。不过，这个伤势虽然会使得他今后吃饭喝汤、或者娶媳妇相亲出现重大困难，却不影响他当兵打仗，所以，罗烟杆伤愈之后，还必须继续扛枪上前线。
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普通士兵并没有正规的档案，所以伤兵痊愈之后也许回到原部队、也许就不回去了。一般情况下，受过伤的老兵具有战斗经验，各个部队都是抢着要的。
医院的门口摆着好几张桌子，各路人马都在那里招揽老兵。有的喊：“到这里画押啦！见面发一个月军饷！”，有的嚷嚷：“伤兵补助！当场兑现！”……就象吆喝买卖的一样。
第八军的部队中，只有荣誉第一师的经费最为充足，既不拖欠军饷、也能兑现伤兵抚恤，他们的桌子上码放着一摞摞的钞票，十分具有诱惑力，引得有些伤员伤口还没有痊愈就跑去领钱了。103师没有那么多现钱，军饷是“分期付款”的、战伤补助也需要用实物替代，所以时常可以看见一些出院的伤兵背着半麻袋大米沿街叫卖，活象个二道贩子。最惨的是82师，要啥没啥，他们的办事人员只好扯着嗓子乱许愿：“老兵归队，官升一级！”，咋呼了老半天也没有几个人愿意投奔他们。
当兵吃粮，天经地义。按道理，只要穿上二尺半就应该领军饷，只要在战场上受了伤就可以得到抚恤金，可事实上却做不到这样。不同等级的国军部队有不同的拨款标准，杂牌部队的经费似乎永远也不够用，在这些部队服役，伤愈之后能够继续扛枪打仗的军人还勉强可以挣到几个钱，而那些因伤致残、无法复役的伤兵就惨了。
后方医院的旁边有一些低矮破烂的平房，那里被称做“陆军某医院某某组”，里面住的全都是伤残的荣军。
这些荣军伤员的“标准装束”就是一件病号服——那时候的“病号服”并不是现在电影里演的“竖条纹的两件套”，而是一条薄薄的棉毛毯，中间挖三个洞，把脑袋和胳膊伸进去就成了一件“无袖披肩”，在病号服的胸口位置用小布条缝着一个红十字，表示该病员是一位光荣的伤兵——无论其腿部是否有残疾，荣军的胳臂底下永远都夹着一根三角拐杖，那是他们的标志也是他们的武器。伤兵闹事的时候，满大街的拐杖如林，再加上“老子们早就不想活了！”的叫骂声，的确是气氛悲壮、声势慑人。
说起来，这些伤残荣军真是既可怜又可恨。可怜的是，他们住在潮湿阴冷的土屋里，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