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佯动部队的前头，居然一直没有与共军遇上面。
相对而言，伞兵副司令张绪滋少将的运气就比较差一点。
那一天，张副司令的身体不大好，在雨地里一瘸一拐、渐渐就落到后卫大队去了。半夜，部下们不知从哪里找来了几匹马，老张就带着三两个随从、骑着牲口追赶中军。走着走着，遇到一溜队伍也正朝着同方向行进，人家发觉背后来了骑马的大官、连忙闪在一旁让路，张绪滋还以为他们是伞兵，高高兴兴、大摇大摆地就跑到中间去了。等到了跟前一打量：“不对呀，头上戴的怎么是日本钢盔？”，这才知道是小鬼出门见钟馗，遇上八路了。几个家伙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赶紧脱离接触，等好不容易找到了伞兵总部、才指着身后大喊大叫：“共军！有共军！”。
戴日本钢盔，拿三八大盖的华野战士
说起来，共军没能认出国军是有原因的。一是天黑下雨看不清状况；二是张绪滋他们都穿着雨衣，从头到脚包得严严实实，没有露出领章和帽徽；更主要的是，解放军根本没想到伞兵部队会打破常规在雨夜里出动，他们还以为这时候摸黑赶路的都是自己人呢——结果，阴差阳错地把送到嘴边的少将俘虏给放跑了。
在总部，伞兵们听说那路共军只有七八十号人，顿时十分火大：“岂有此理，小小的一个连就胆敢吓唬我们副司令，真是没有王法了！”，于是留下侦察队担任警戒，特务队则群情激昂、直扑目标而去——为长官雪耻压惊，正是咱们直属部队的光荣职责。
黎明前的旷野乌漆麻黑、伸手不见五指，幸亏张司令的副官的记性好，带着二百名特务队员三转两不转的就找到了地方。
“注意、注意，就在前面……”，大家摒气细听，果然，从刷刷的雨声里传来了行军动员时的呼喊，那口号的内容绝对不是国军弟兄的腔调。
特务队立刻展开队型，严阵以待，准备开打。
“开火！”——“嘟嘟嘟……哒哒哒……噼噼啪啪……”，游乐智队长一声令下，战斗打响了。机枪、步枪、冲锋枪同时射击，十多颗照明弹也升上了夜空，把对方的阵营照得一片通亮——这不照还好，照明白以后吓死人——前面的旷野里人山人海，哪里只是一个连？起码能有一个团！
这下子，伞兵们知道自己惹祸了，也用不着队长下命令，大家扭头就往回跑。一边跑还一边骂那个副官：“你的脑袋进水啦？奸细！想害死大爷啊……”
好在解放军那边也没有思想准备，猛的一下让照明弹搞得有点慌了神，还没来得及组织起反击，国军就已经跑了个精光。
这以后，热闹了。伞兵各单位不断与共军发生交火，夜空中，这里跳起一颗照明弹、那里飞出一颗信号弹，枪炮声此起彼伏，打开步话机，到处都在嚷嚷：“报告，我碰到共军啦！……我也遇到共军啦……”
黎明前的那一个多小时是最难捱的时候，伞兵们被善于夜战的解放军整得焦头烂额。蔡智诚他们提心吊胆地蜷在地上，两眼一摸黑，只能听见三八大盖在周围响个不停，时而“吧——勾”一声从头顶掠过、时而“的——嘟——”一下窜进泥浆……搞得大家战战兢兢、头皮发麻，不知道哪颗子弹会撞到自己身上。
《叶飞回忆录》里说，“敌伞兵纵队向东追击……天亮以后，敌人才发觉追赶的只是一个师，知道中计，赶紧掉头，连即将渡河的彭德清师（应为卢胜师）也不追了。但敌人失策了，要追上我们谈何容易，已相差整整一夜的路程，我们六个师已乘虚向西突围。而由于敌人改变部署，我们原先估计将受到重大损失的彭德清师（应为卢胜师）完整地顺利渡过沂河、跃入沂蒙山……”
——4纵10师的师长是广东人卢胜、政委是蔡智诚的遵义老乡韩念龙——叶老将军误记成自己的福建老乡彭德清了，彭德清当时是12师的师长。
其实，如果仅仅“相差整整一夜的路程”，突围部队并不一定能够甩掉追兵。因为整7师、整48师当天夜间都没有挪窝，而叶陶兵团主力在黑暗和泥泞里一晚上也走不了多远。可问题的关键是，伞兵总队直到第二下午才向总部提交战情通报，这就使得国军各追击部队在天亮以后又继续向东跑了大半天、从而与西向急行的解放军拉开了双倍的距离，于是就彻底追不上了。
说起来，伞兵军官还不至于愚蠢到连“声东击西”的战术也弄不懂。实际上，7月27日清晨，伞兵各队就已经判明当面的共军只有三个团，分别是华野4纵10师的28、29团和1纵1师的第3团——兵力虽不多，却居然有两个纵队的番号——到底是不是佯动集团？真让战情参谋们伤透了脑筋。
在此之前，参谋部门曾经有一个预案，认为“西瓜”和“面包”如果采取佯动，担任“掩护标靶”的一定是1纵的独立师。理由很充分：一，1纵有四个师，4纵只有三个师，由1纵分兵比较“公平合理”；二，1纵独立师不是叶陶的基本部队，他们原本是中原军区的“皮旅”，并且在“中原突围”时也担负过相同的任务、有类似的经验，这时再让他们牺牲一回，于公于私都“理所当然”——所以，马师恭司令要求伞兵各队扩大搜索范围，一定要找到“1纵独立师”的踪迹才敢做定论。
这事情也确实不能怪马司令优柔寡断，要知道，“敌方佯动”的结论非同小可，报晚了最多挨一顿批评、报错了可是要掉脑袋的。于是，蔡智诚他们只好越过4纵10师继续向前追击，一直跑到沂河边上也没有发现共军的影子，这才赶紧回头报告战情，但时间已是27日的下午4点了。
——事实上，从现在的各种资料上看，叶陶兵团当时并没有“用番号迷惑敌人”的企图。牵制任务是陶勇主动要求的（叶飞担心其力量不够，又给他们补了一个团），这三个团都是叶陶的绝对主力，在当时，无论是叶飞或者陶勇，都不曾打算用兄弟军区的“非基本部队”去充当自己的“替身”——国民党军之所以产生了“意料之外”的错觉，从根本上说，不是军事技能上的缺陷，而是在军队传统和政治觉悟上与共产党人有着巨大的差距。
战场地理位置上的差距可以依靠机械化装备进行追赶，而军队政治素质上的差距是任何一种物质手段也无法弥补的，这就是国共两党武装团体的高下之分。
确认共军“声东击西”之后，国军各部纷纷调头，伞兵总队也匆忙向西边赶去。事实上，伞兵此时的位置距叶陶主力最远，无论如何也追不上了，但马师恭司令必须采取这样的姿态，要不然，日后向上峰解释起来，他可就麻烦了。
但是，伞兵放弃当面的佯动部队，并不是忘记了面前的三个团的共军。当时，沂河边正驻守着整33军（整59师和整77师）的十二个团，所有的人都以为，凭借着雨季暴涨的沂河天险、以四倍的兵力堵截疲劳困顿的小股共军应该是完全不成问题的。可没想到（就连叶飞和陶勇也没想到），如同“六、九大突围”的情形一样，“原先估计将受到重大损失的”华野佯动部队居然未经交战、直接就从33军的眼皮子底下过了河，顺利地进入了沂蒙山区。
整33军是张自忠的队伍，抗战的旗帜、正宗的“西北军的种子”。在当时，对这支部队的任何一项处置都有可能引发非常复杂的政治后果，因此，从“剿总”到国防部再到蒋委员长，谁都拿“老西北军”阳奉阴违的做派无可奈何。直到48年底，黄百韬被他们搞得在碾庄自杀，蒋介石才气急败坏地撤消了59军和77军的番号、最终结束了这支部队的命运。
7月28日深夜，华野叶陶兵团主力冒雨越过了西线的津浦铁路——“西瓜”和“面包”从鲁南跑掉了。
7月30日，快速纵队奉命移防河南商丘，准备对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的“西兵团”发起合围。
1947年7月28日夜，华野“叶陶兵团”穿越津浦铁路、跳出鲁南，连续强渡滕河、战家河、沙河、泗河，一路向西突围；与此同时，游弋于鲁西南地区的“陈唐部队”也努力摆脱当面拦阻、积极向东接应，8月1日下午，华野的两路“外线出击主力”终于在山东嘉祥实现了会师。
中共中央对这次会师甚感欣慰，毛泽东主席特意从陕北发来嘉奖电报，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