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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一些人）。”
以三股歪风为特征的刘少奇的“左”倾错误，泛滥于1958年6、7、8、9、10月。8月9月，毛泽东开始深入调查研究发现问题，10月，继续深入调查研究，一直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毛泽东始终在不断努力纠正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左”倾错误。
也许有人要问，8月份以前毛泽东干什么去？对此，毛泽东在1959年7月23日的庐山会议上已作了说明。他说：“去年8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毛泽东这里说的“革命”主要是指下面这些事：由于苏联变修，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移到中国，因此，当时毛泽东主要把精力用于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研究思考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支持世界各国共产主义左派组织的斗争；研究思考支援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问题。当时，中东局势紧张，伊拉克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宣布了独立，成立了伊拉克民主共和国。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出兵中东，同时和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勾结，订立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企图永久霸占台湾。蒋介石又叫嚣反攻大陆。英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又和西藏农奴主头目达赖喇嘛相互勾结准备发动叛乱。针对国内外这一切复杂阶级斗争形式，毛泽东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并做阵前线，指挥炮击金门，把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东的兵力吸引到台湾海峡来，从而减轻中东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压力。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如何准备对付西藏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农奴主反叛问题。所以，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运动，主要由刘少奇、邓小平二人负责。刘少奇、邓小平又是宣传口的主要把关者，这些事情，当时在党内，上上下下大家都清楚，心理都明白。
然而，毛泽东逝世不久，却把历史责任统统推给毛泽东。邓小平在《对起草的意见》中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讲话。”（《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06页。）邓小平这番述说，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正直的、头脑清醒的人们感到疑惑。而另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们，则不吝笔墨，不惜唇舌，不厌其烦的攻击毛泽东。他们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发生的“左”倾错误——浮夸风、“共产风”、穷过渡、平均主义、否定商品交换……不分青红皂白，恶意地挂在毛泽东账上，严重的损害了毛泽东的形象，严重的曲解了社会主义制度，给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蒙上了阴影；也给那些资本主义狂们制造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借口。许多正直的人，许多共产党员感到痛心，为了查清真相，存真实于历史，于后世子孙，他们默默地从事着长时间的调查研究，终于水落石出了。原来是非是被颠倒了的，历史是被篡改了的，几十年来成了一笔糊涂账。流逝的历史，永远的消失了，但是非却不能永远的被颠倒。我们必须摆事实，讲道理，讲党性，弄清是非。还清白于毛泽东。
历史不能由人任意编造！
人民不能容忍毛泽东蒙冤！
谁做的事应该由谁负责！
陈云讲过一句话：“不唯书，不唯上。”一个学者、专家、理论家；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家、政治家；乃至一个普通老百姓，看待事物，不要看书上怎么写的？也不要看那个大人物怎么说的？要看事实，看事实真相，看本质。实事求是。
一、“左”倾错误的始作俑刘少奇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南宁举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会议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1958年的经济发展计划……毛泽东对1956年发生的“反冒进”提出批评。毛泽东认为1956年进行的“反冒进”，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使6亿人民泄了气，影响了经济发展。毛泽东认为：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和手工业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实现，生产力（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生产关系（三大改造的完成）这两方面的新形势，为国民经济的大发展提供了可能，一个大跃进的局面必将出现。
随后，即2月13日到2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南宁会议精神，毛泽东继续提出对“反冒进”的批评。
3月9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作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大社的意见》。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大跃进”的思想。号召苦干三年，改变落后面貌。
4月，刘少奇一行从北京赴广州，途中在火车上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闲聊。从半工半读，普及教育，扯到乌托那，空想社会主义，进而提出人民公社，……“人民公社”这个名称，在这里第一次出现。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5日—23日，在北京举行。刘少奇向会议作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报告论述了毛泽东倡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至通过了这条总路线。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充分肯定了正在兴起的“大跃进运动”。并号召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的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
1955年8月17日—30日，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是这样提出来了。
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刘少奇一些人头脑发热，曾一度形成为一股“左”倾思潮，严重影响、干扰和破坏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的建康发展。这股“左”倾思潮最早见诸于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吴芝圃的发言。他提出河南省今年粮食产量可增产几百亿斤，河南的粮食问题今年可望过关。为此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吴芝圃的发言，对于后来形成的“左”倾思潮还仅仅是一个“苗头”，或“萌牙”。而“左”倾思潮的始作俑者当是刘少奇。刘在1958年6月14日、6月30日、7月14—18日、7月19日，在北京、天津、山东的多次讲话，意味着“左”倾思潮的形成；而8月6日他所派出的共产主义试点小组去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则进一步表明，这股“左”倾思潮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
对上述几次讲话，分述于下：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谈话时，当谈到妇女解放时说，妇女的解放，包括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要摆脱家务就要普遍建立公共食堂。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500多户人家，其中200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作饭了。组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200多人作饭，办起食堂后，只需40多人作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他并且大胆地预言，到将来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15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15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40年、50年中国可进入共产主义。刘少奇认为，中国已具备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不具备的条件。欧文等人（按：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笔者注）的未竟之业可以实现了。还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有一段是康有为写的《大同书》，其中提出破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界限、私有财产界限……毛泽东讲话也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按：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的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1页——笔者注），空想社会主义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就把空想社会主义不能实现的实现了。刘少奇把托儿所、公共食堂，这样—些社会服务性事业，当作共产主义萌芽，共产主义趋向。这些公共事业办得多了，普及全社会，共产主义就实现了。到了那时，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的，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有戏院、电影院、图书馆，小孩子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