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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吩咐我们下去不要张扬。我带的一组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田家英那一组用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名义。
情况调查经过
我和田家英一行10月10日夜乘火车离京南下，第二天抵新乡下车。我们同新乡地委商定，当天下乡。田家英一组留在新乡去七里营公社调查，我带一组去修武县。四天为期，然后调换，我回七里营公社，田家英去修武县。
修武调查 我和记者们10月29闩下午去修武县，我们先请县委一位副书记介绍全县办成一个大公社（13万人）的一般情况，然后分别同城关大队（原为公社）大队长、五源乡（大队）的支部书记、艾曲乡（大队）艾曲村的生产大队长谈了话。还召开了群众和下放干部座谈会，最后才请县委书记单独谈他们对一县一社的看法。在修武县调查的四天中，我们还利用晚饭和中午歇晌的时间串家走户，同个别群众接触。
从调查中了解到，这个一县一社是由原来245个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全县统一收支，生产资料全归公有，由公社（县）统一调拨，生活资料的日常消费由公社供给，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都说，他们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男女老少都实行低水平的供给制，办了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接触的干部和群众生产情绪很高，正巧碰上他们全县总动员大炼钢铁，男女老少爬高山，背矿石，不叫苦，不叫累，兴高采烈，十分感人。因为办了公共食堂，大部分妇女都上山了。但从中也了解到，由于大办钢铁，地里庄稼没人收，只见低年级的小学生在拾谷穗。地里的棉花大部分没有摘下来，只有幼儿园的老师带着一些小孩摘一点点，据财贸干部对我们说，本该收籽棉900万斤，到10月底只收到159万斤。敞开肚皮吃公共食堂当然大家高兴，许多人都说，一生也没有像这两个月吃这样饱的饭。但好几位老人（有的原是贫农，有的原是中农）都在发愁，说：“这样吃法长不了。”
最后我们同县委书记谈了一个晚上，他先说了一县一社的优越性，也谈了今后三年规划，但提出了不少关于全民所有制的供给制疑问和顾虑。
我们11月1日从修武县转到新乡（田家英也从新乡转到修武），那里是另一番天地。新乡县委给我们简要介绍时，着重说明他们为什么没有像修武那样搞一县一社，只搞了一个“县联社”的招牌，似乎他们以为我们是赞成一县一社的。新乡人口和耕地都比修武多，经济比修武富裕，粮棉都高产，每人平均分配也高于修武。
七里营十六“包” 第二天，我们去七里营公社，这是全国第一个挂起“人民公社”牌子的公社。这个公社有5个大队，79个生产队，人口3万，耕地9万亩。年收入1218万元，是新乡最富的公社。这里给我们的印象最新的是，他们实行了供给制。据公社书记说。他们实行十六“包”：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以至理发、洗澡、缝纫、电费，都由公社包了，这十六包的费用每人一年共78元。
调查了七里营公社以后，我们又去看公社所在地周围的两个大队（刘庄和陈庄）。其中刘庄大队（即史来贺同志当支部书记）给我印象特好，主要是那里干得实在，说得也实在。史来贺同志，既讲成绩也讲困难。他的大队有800多人，1900亩土地，总收入31万元，人均分配104元（1957年即为96元）。当时他正在发愁的是还有三分之二的棉花在地里没有人收。大部劳力上山炼铁去了。
兴宁人民公社搞男女老幼分开居住
在新乡，我们还调查了一个公社——兴宁人民公社。这是一个4000户、2万人口的社，实行军事化，全公社编成了15个营，50个连。尤其特别的是，实行房屋公有，搞集体住宿，社员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编制集中居住。我们具体的调查了东郭大队，这个大队共有224户，开始时有150户男女老幼分开住，现在仍有60户集中在8个地方，男女各住4处，实行礼拜六制度，回家度周末。据大队干部说，这是公社统一布置的，大多数人意见很大，只有少数夫妻不和或婆媳不和的愿意分居。大队干部说，正考虑改变作法。我遇到公社干部时，就顾不得下来调查前规定的守则（不要随便表示意见），忍不住指出这种拆散家庭的做法十分错误，共产主义不是不要家庭。那些公社干部还想不通，说河南许多地方都这样作，并说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当时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这位中央负责同志不是别人，就是刘少奇。
他不但在河南主张这样做，而且还到江苏去推广。1958年9月19日—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时，在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个条件时，同在河南讲的一样，他是这样说的：“第四，改善社会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大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刘少奇所说的“男女老少换班”，是刘少奇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实行“家庭革命”的一个举措。（以上所引，见《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
向毛主席汇报
关于“一县一社”问题 11月6日，我们从新乡调到郑州，当晚毛主席要我们向他汇报。我们按原来计划先扼要介绍情况。由于我先到修武，着重汇报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
我说到，修武县委书记虽说一县一社是全民所有制，但他认为公社和国家的关系不同于国营工厂和国家的关系，公社的产品不能全部由国家调拨，国家也不能供给公社需要的所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提出，如果公社实行同国营工厂一样的全民所有制，那么，有两个问题他担心不易解决：一是遇到灾年国家能否跟平年一样拨给公社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二是遇到丰年国家能否全部收购公社的产品。我说，这位县委书记既怕灾年饥荒，又怕丰年谷贱伤农。我还说到修武县委书记怀疑他们实行的低标准的供给制，能否叫按需分配。我说这只能是很勉强的“温饱”。
毛主席详细地问了县里同国家的经济关系，互相间进行哪些交换。我汇报说，修武县同国家的经济来往主要有两种：一是纳税，主要是农业税即公粮，工商税不多；二是交换，主要向国家交售统购的粮、棉、油料等农副产品，和向国家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种交换都是商品交换，现金结算的。
关于供给制问题
毛主席对供给制也很关心，在田家英汇报时，详细询问了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的具体内容，并且提出，这样低标准的平均分配是否必要和能否持久。田家英谈到，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是新乡地区包得最多的，但标准仍然很低，“食”是吃饭不要钱，都吃公共食堂，据估计一年需42元（菜肉未计）。“衣”一项是—年21尺布，二斤棉，两双布鞋（因妇女上山炼铁、下大田、不能做了）共18元，医药费每人每年2元为限，产妇补助一斤红糖，20个鸡蛋，殡葬和结婚各补助10元，看戏不要钱，那年只看了一次戏，六次电影。田家英和我都认为这只是平均主义，不能说是“按需分配”，更不能说是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毛主席的评论
（一）一县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会损害富社的积极性，还是要搞“按劳分配”。
毛主席谈到一县一社时提出，一县一社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它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搞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