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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交通线，攻击日军修路部队和运输队，共歼日伪军2500余人，迫使日军于1941年1月下旬全部撤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至此，历时3个半月的百团大战结束。3个半月中，八路军在地方武装和广大群众的配合下，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俘日军280余人、伪军1。8万余人，拔除据点2900多个；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缴获各种炮50余门、各种枪5800余支（挺）；八路军也付出了伤亡1。7万余人的代价。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带战略性的进攻战役。日本军华北司令部称此役为“挖心战”，以后每年8月20日，作为“挖心战”纪念日。
百团大战——对日军的“挖心战”
青史凭谁定是非？
百团大战在当时产生的巨大影响从以下评论中可以略见一二：
《大公报》1940年9月6日载文报道：自上月20日以来，我军在北方发动了大规模的运动战，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同时发动反攻，铁路到处被破坏……这个攻势，方在发动，已凌厉无前，收获佳果；而三军用命，人人奋勇，攻势正猛，战果必仍将扩大。北方的胜利方在开始，而在全局上的意义尤其重大。
蒋介石向八路军总部发出嘉奖电称：“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此嘉奖”。
苏联《红星报》评论说：“华北之中国军队，目前正在山西省进行主动性之作战。第八路军正展开大规模之攻势。游击战在山东省与北平附近亦正趋于激化，中国人……始终表现高度之民气，对自身力量具有信念。中国人民为自由独立、争取最后胜利而战，依然表现最大之决心而不能动摇”。
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写道：“整个华北地区，从晋北山区到东海岸，从南面的黄河到北面的长城，都成了战场。战斗日以继夜，一连厮杀了五个月。一百团打击了敌人的整个经济、交通线和封锁网。战斗是炽烈而无情的。敌人所有的煤矿、电厂、铁路、桥梁、公路车辆和电讯都遭到破坏”。
百团大战大壮了八路军的声威，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参谋本部哀叹：“共军的机动游击战法极为巧妙、顽强”，日军出师华北“三年来惨淡经营积累的资材几乎全部耗尽”。日军不得不承认“遭受共军’百团攻势’的我军，从各地的兵团直到各军、方面军，均由痛苦的经验中取得了宝贵的教训，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日本士兵在日记中写道：“八路军天天攻击，早上活着，就不知道晚上怎样。”日本兵在我凌厉的攻击下，有的跪着缴枪，并且哀求道：“你们不杀，我们可以给你们扫地”。
中国共产党内对百团大战的评价，曾经几度变化。
在百团大战期间及其后一段时间内，党内军内对百团大战都是赞扬的，如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但在经过1941年和1942年两年的艰苦斗争之后，在重新总结经验时，有不少人对百团大战开始有了不同看法。
作为当事人，彭德怀在历次党内斗争中虽然承认在百团大战的指挥方面存在着问题，但坚持总体上肯定百团大战。
第三次长沙会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首次大捷
会战长沙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趁势又于11月11日占领岳阳，打开了湖南的北大门。湖南顿时成了战争的最前线，紧张的长沙军警在蒋介石“焦土抗战”的指令下，日军尚在数百公里之外，便放火焚烧了长沙城。然而，日军却未“乘胜”南下，而是驻足不前，在新墙河一带与中国军队隔河对峙。当时日本驻武汉的第11军，拥有7个师团与数个独立旅团的兵力，扮演着插入华中心脏地区的战略机动部队的角色，中国则以第5、第6、第9等三个战区包围日本的第11军，双方形成一种战略平衡的对峙状态。
长沙是湖南省省会，位于湘江下游，洞庭湖之南端，扼粤汉铁路与京（南京）滇国道之交，湘赣、湘桂诸铁道纵横其南，与赣、鄂、桂诸省相通。在武汉和广州失守之后，湖南既为正面战场前线，又为抗日持久战的谷仓及兵源、工业资源取给之地，其得失直接关系抗战前途，自然成为相持阶段中的战略要地，成为中日军队战略平衡的焦点。
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想打破这个平衡。在占领武汉、广州后，日军大本营已经意识到日军陷入了中国战场的战略泥淖，有意从1939年起，逐年减少在中国的驻军，甚至决定撤退到长江三角洲与华北地区，大幅减少在中国战区的消耗，以保持日军应付苏联的战力。可以看出，日本大本营还在北进政策与南进政策间摇摆。在华日军强烈反对大本营的缩减计划，冈村宁次甚至上报大本营，提出进攻四川的作战计划，要求大幅度增加在中国的驻军。他说，只要增加兵力，就有信心深入中国作战、击败蒋介石的重庆政府。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英、法等国的主要精力被牵制在欧洲，为日本夺取它们控制的南洋地区提供了机会，而此时苏联已经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就使得在日本的国策中，南进政策上升为主要地位。但日本南进，必须以占领中国为前提。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军内进一步扩大对华战争的认识占了上峰。于是，冈村宁次呈报了一个进攻江南的作战计划，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批准了这个作战计划。
冈村宁次的第11军在万家岭战役中曾被薛岳的第9战区痛歼，这次他想找薛岳决战，但还是很瞧不起中国军队。他将日军分兵三路，主攻部队由由岳阳南下，以迫使第9战区的主力部队退向湖南的东北角，然后将其围歼。日军狂叫“一个星期内占领长沙”，主攻部队于1939年9月18日发动正面攻势，23日突破新墙河防线，26日主力强渡汨罗江，28日抵达长沙外围。薛岳看到了日军兵力分散的缺陷，采取逐步抵抗、相机转进的战术，引诱日军大胆深入，并在两翼伏击日军。由江西北部的修水一带发起攻击的东路日军，遭到中国军队的有力抵抗与包围，差点就要受到围歼的打击。而由湖北南部发动攻势的中路日军，受到中国军队的诱导，转向湖南东部追击我军，失去了进攻长沙的机会。冈村宁次东、中两路日军会师的计划也未能实现。这时，冈村宁次察觉其湘北南下长驱直入的部队，左翼暴露，受到威胁，交通线过长难以保障，为避免陷入不利态势，遂于10月3日向新墙河以北后撤。中国军队趁日军撤退之机实施反攻，至10月14日日军退至原阵地。第一次长沙会战从1939年9月始到10初结束，日军投入10万兵力，志在必胜，但结果既没有占领长沙，也没有捕捉中国军队主力，而中国军队却取得自抗战以来首次用武力迫使日军回复到战前态势的胜利。
1941年4月日本与苏联缔结《日苏中立条约》，6月，苏德战争爆发，日美谈判已基本破裂，在这种局势下，日军决定发动迫使中国政府投降的战役，以便腾出力量南下与英美在太平洋争霸。新上任的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中将，是一位狂热效忠天皇的年轻将领，他决定要在长沙打一场胜仗。
第二次长沙会战始于1941年9月。阿南惟几集中了10余万兵力和100余架飞机、数十艘军舰，还专门补充了数千吨弹药，合围长沙。中国守军以14个军，约30万兵力迎战。日军采取了中央突破的打法，志在必得。薛岳一面紧急将部队调往湖南北部集中，一面下令部队采取灵活的迟滞作战，减少与日军正面冲突，而将日军尽量朝向湖南东部的山地诱开。又是一个9月18日，日军主力在强大火力的支援下，分数路很快突破新墙河防线。19日夜，日军突破汨罗江防线后，分路向长沙进犯。中国守军逐村逐山地与日军激战、争夺，虽然打击了日军的锐气，迟滞了日军的进攻，但日军的第4师团，还是一度攻入长沙市区，同时日军的第3师团，侵入株州。
就在长沙战事危急时，第6战区司令官陈诚趁武汉日军兵力空虚之机，攻击宜昌。宜昌日军第13师团顿时陷入了四面围攻的险境，急电阿南惟几以及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求援。宜昌是日军威胁重庆的战略重镇，同时切断了两湖与四川的水运联络，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日军不可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