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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杨帆既然相继平反，所谓以饶漱石为首的饶、潘、杨反革命集团自然不复存在。关于饶漱石，在这一案上，中央没有专门作出复查结论，但在198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两卷本的“注释”第436条中，有以下的陈述：“……在这期间（按：指上海解放后，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期间），他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而被认为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一小段经过党中央有关主管部门认可的“注释”，可以说是从事实上给饶漱石的“内奸”问题平了反。
那么，高、饶反党联盟是否也搞错了呢？由于下列情况，人们会提出这样的疑问：（1）原被列入“饶漱石反党集团”的两个人，不仅杨帆解脱了，向明也平反、恢复名誉了。（2）原被列入“高岗反党集团”，号称“五虎上将”的5个人以后表现一直很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们都又被中央重新委以重任——安排到省、部级重要岗位，一直工作到离休。这样一来，所谓“高岗反党集团”与“饶漱石反党集团”之间的联盟，最终又回复为原先的“高、饶反党联盟”了。
“高、饶反党联盟”问题正式地被重新提出来研究和讨论，是在1980年春中央酝酿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
1980年3月19日，小平同志在《决议》起草小组谈到高、饶事件，明确指示：“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也找陈云同志谈判……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
1981年6月22日，小平同志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评价已经基本定稿的《决议（草案）》时，再次提到高、饶反党联盟。他说：“高饶事件的基本结论是维持了，但也不好说是什么路线斗争。说罗章龙是路线错误，老实说也没有说中。罗章龙是搞派别斗争，是分裂党，另立中央。高饶事件也是类似那么一个性质，当然还不是另立中央。”
我理解小平同志所说的“高饶事件的基本结论是维持了”，主要指的就是高岗当年进行反党活动的事实。至于饶漱石，虽然小平同志在两次谈话中，没有具体地提起他的事，但是，从1953年至1955年前后，小平同志作为中央的秘书长，对于饶漱石在全国财经会议期间同高岗呼应配合的反党言行，饶大闹中组部并借着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机会，煽动一些人跟他一道批安攻刘的种种表现，他同样“知道得很清楚”。我那时是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经历和了解高、饶事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因此，对小平同志在上述两次谈话中提到的情况，我是有资格作证的。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既然高、饶事件的基本事实没有大的出入，它的基本结论当然应该维持不变。
对高、饶事件，还需要说到，这事后面确有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背景：他们企图置中国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至少也要把东北和新疆纳入其“势力范围”；为此，需要在中国党内高级干部中物色、扶持、培植追随者和代理人。高岗在东北总揽党政军大权，那时他同苏共和苏联政府的关系极不正常，他的政治野心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需要一拍即合，互相利用。中央对此早有察觉和警惕。1953年高岗敢于那么放手搞分裂党的活动，有国际后台支持，也是掩盖不了的事实。
高岗死不改悔，自绝于党；饶漱石反复无常，妄图翻案，他们被开除党籍是咎由自取，党内处理并不过分。后来对饶的处理出了格，主要是毛主席当时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助长了“左”的情绪，又过分自信，听不进不同意见，违背了他本人一向倡导的“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前头”的原则，以致犯了主观臆断和先定性后查证的错误所致。发生高、饶事件的当时，毛主席在党内的威望如日中天，他怎么看，怎么说，我都信而不疑。近来重新翻看1955年的“工作日记”，上面还有这样一段记载：我听过毛主席宣布饶、潘、杨是“内奸”，大吃一惊，痛感自己“思想右倾”哩！现在我说这些，纯属“事后诸葛亮”。
（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
第五部分第134节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1）
在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实际，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以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和平改造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对民族资产阶级则采取了和平赎买的政策。这一正确政策的实行，有效地改造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扩充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力量，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质基础，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得以健全地发展。
毛泽东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关于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由低级到高级的逐步过渡形式、关于和平赎买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发展。
允许城乡资本主义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存在和发展，是与中国经济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相联系的，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实际，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和书面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中提出，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认为想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是一种“民粹派”的思想。毛泽东强调说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只要加以节制，发展资本主义是有利的。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在革命取得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