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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夏天，毛主席随红军东征返回陕北。军委二局当时也从瓦窑堡迁到保安。我们有些同志受当时时局发展的影响，思想有些波动。毛主席知道这个情况后，有一天就到保安二局的驻地来看望大家，又向大家讲了一次话。那天正碰上我当班，讲话的内容别的同志后来向我传达了。大意是要我们安心从事这项技术工作，甘当无名英雄。他特别讲了一个修桥的故事。说鲁班爷要修石桥，石桥修到最后快完工了，就差一块石头，怎么打也打不出这块不大不小的石块来。一天有一个为修桥人天天打草鞋的老翁，其实是张果老的化身，他把锤草用的那块石头送给鲁班爷，不大不小，正好砌上，石桥终于修好了。你们二局的工作就好比这块石头，是革命的石桥少不了的。这和后来我们讲的要做革命的螺丝钉是一个意思。
此后我再直接见到毛主席就比较少了。抗日战争后期我调到南下支队。1946年7月中原突围后回到延安。毛主席当时住在王家坪，我向尚昆同志提出，希望能见一见毛主席。但心里想，主席这样忙，有没有可能？哪知不过一小时就答复同意我去。那天是4月6日。我一进窑洞就敬了礼。主席看着我不说话。我只好自己报告，我叫钱江，原名钱昌鑫。主席立即说：“噢，钱昌鑫啊，七八年不见了，你还没有死啊！”我忙向主席问候，接着谈了前线的同志当时对和、战问题及主席去重庆谈判的一些看法，主席针对这些思想对当时形势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他说：要知道反动势力对于人民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针对这种情况人民的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亦应采取同样的原则。听了这番话，使我思想上清楚多了。以后1949年初在平山西柏坡、1950年4月在中南海，毛主席又对我们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特别使我感动的是1958年我们机关开完党代表大会后，到中南海由毛主席和中央首长接见照相。毛主席一见到我还是叫我钱昌鑫，并问我为什么这样瘦。我告诉主席因患十二指肠梗阻作了胃切除手术，已经好多了。我心里想，毛主席现在工作这么忙，还记得我这个老战士呢！现在我们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他老人家离开我们也已17年了。我仍然深深地怀念他。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深谋远虑，有预见。在巴西北上时，他说将来四方面军会跟上来，刚到陕北他就说我们还将开创出一个比在江西更大的局面。这些预言后来果真一一实现了。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沉着冷静，成竹在胸，能绕过暗礁，逢凶化吉。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历史的事实，也是历史的真理。
（钱江）
第二部分第37节 伍修权回忆遵义会议（1）
长征开始以后，部队不断受到损失，士气十分低沉。首先在领导层中，对当时的军事指挥错误就有议论，早已酝酿着不满。湘江战役，进一步暴露了军事指挥上的逃跑主义错误。李德等人的所作所为，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迫使人们苦苦思索面临的问题：为什么在临时中央和李德来到根据地以前，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能够以三四万人的兵力，粉碎了敌人一、二、三次“围剿”，还扩大了根据地，发展了红军。周恩来等同志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继续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作战，也取得了胜利。到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红军已发展到10万人以上，中央根据地更加扩大和巩固了。但是，在李德等人的指挥下，红军苦战1年，结果反而是“兵日少地日蹙”，最后来了个大搬家，丧失了整个中央根据地不算，八九万大军只打剩下三万来人，使党和红军面临绝境。惨重的失败，险恶的环境，使人们对李德那一套由怀疑到愤怒，许多指战员忿忿地说，过去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恶仗，不但没有这么大的消耗，还壮大了许多倍，现在光挨打，真气人！他们痛心地问：这样打下去，结果会怎么样呢？长征开始后，彭德怀曾经气愤地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他批评李德等人“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事实教育了人们，王明等人自称“百分之百”的正确，却打了败仗，被他们批判排斥了的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却越来越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人们在胜利时认识了毛泽东同志，在失败中又进一步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
中央的领导同志，包括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陆续有了觉悟。早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在一次军委会议休息时，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同志跟我说：“这样打下去，我们能有胜利的前途吗？”这表明，他当时已经对李德的军事路线产生了怀疑。到广昌战役后的一次讨论会上，他就提出“不该同敌人死拼”，结果同博古同志闹翻了。李德对这件事表现很“关切”。他要博古向张闻天同志转达他的意见：“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是说，博古和张闻天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内部不应该闹摩擦。张闻天同志根本没理会李德这个“劝告”，也不怕他们排斥打击，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次大搬家后，他对李德等人的错误，看得更清楚了。
王稼祥同志也早就觉察到李德等人的军事错误。他那时是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第四次反“围剿”时，他负了重伤，长征开始后就坐担架随队行动。当时毛泽东同志也因病坐担架，经常同王稼祥同志同行。他们在行军休息时就商谈了许多有关党和军队前途的问题。王稼祥同志向毛泽东同志坦率地表示了自己对当时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同志赞赏他的想法，并针对现实情况，谈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这给了王稼祥同志很大的启示，也更加坚定了他支持毛泽东同志的决心。这时，他们就商谈了准备在适当时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
周恩来同志当时也是军委副主席，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同李德接触较多，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特别在如何使用兵力的问题上，李德强调所谓“正规军”打“阵地战”，用红军的“多路分兵”对付敌人的“多路进击”。周恩来同志主张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则部署牵制力量，使红军保持相对优势和机动兵力，以粉碎敌人的进攻。但是，李德拒不接受周恩来同志的正确建议，使分兵把口的红军被敌人的强大兵力各个击破。进行这些争论时，我经常在场，有时由我从中翻译，有时周恩来同志直接用英语对李德讲。他对李德的错误最了解，只是由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坚持“左”倾错误，尤其是支持李德的独断专行，周恩来同志只能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采取某些具体措施，进行适当的补救，尽量减少红军的损失。周恩来对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本来就是了解和赞佩的，所以他当然是支持毛泽东同志的。
毛泽东同志在长征途中，也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有关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进行说服教育工作，用事实启发同志们的觉悟，使大家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这一切都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打下了思想基础。此外客观形势也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
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知道我们的意图是与二、六军团会合，正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们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面对这一严重情况，李德竟然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把已经遭到惨重伤亡的3万红军，朝十几万强敌的虎口里送。如果按照这个意见办，中央红军可能会全军覆没。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主张，很快得到多数同志的赞同，中央迫于形势，只得接受了这一正确建议。12月18日，在贵州黎平，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同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