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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摇大摆地在东安市场走，说明你政治上有依靠！”“你还背着照相机，你是地下党员，凭什么敢这样招摇？”柯庆施什么也不承认，说你们这些人说的都是假的，根本没有这个事情。大家就喊口号，打态度，轰了一个下午，从下午3点钟一直开到7点钟，什么结果也没有得到。那时，康生开了二三十人的名单，记得里面有邓洁，一旦柯庆施突破了，那二三十人都要抓，连关押人的窑洞也准备好了。散会后，我回家经过毛主席住的窑洞，他问我：你们开什么会呀？又叫又闹，开得这样热闹。我说：斗柯庆施嘛！他说：你进来坐下讲讲，怎么个情况？我把情况向他说了，还讲我们3个人向康生报告过，认为没有把握。毛主席听后说：这个会不要再开了，我会给康生打招呼。这件事还是发生在“抢救运动”之前，后来在“抢救运动”中，又变本加厉地追逼，柯庆施的夫人被逼得投了井。
“抢救运动”是1943年7月15日开始的。这时，正逢上共产国际宣告解散，蒋介石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命令胡宗南闪击延安，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在边区周围频繁活动，中央对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康生又夸大事实，弄虚作假，制造混乱。在此之前，他先制造了两件轰动延安的错案：一件是混淆矛盾性质的王实味“托派奸细案”；一件是张克勤假坦白的“红旗特务案”。
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1942年春普遍整风开始，在发扬民主、检查领导时，他写了《野百合花》等文章，言词尖锐，冷嘲热讽，而有片面性。5月底研究院对他进行批评，开始时还是作为思想问题来批评的。在会议中间，有人揭发王实味同托派分子王凡西有过联系，在上海时帮助他们翻译过《托洛茨基传》中的两章，这时，康生插手了，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决定追查王实味与“托匪”的关系，成为敌我矛盾。其实，王实味过去和托派分子来往的问题，他自己在1941年早已向组织交代过，但康生决定要追查，中研院党委又召开了两个星期的“座谈会”，不但“追查”王实味，还有同他接近的4位同志也一起被康生定性为“五人反党集团”，把问题的性质上升为“党外斗争”了。我和范文澜、陈伯达都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后，10月，康生授意院党委开除王实味党籍，并责成我到中研院去作一次发言。10月31日，我在发言中，按康生定的基调，说“我们这次斗争，按其性质已经是一种党外斗争了。”当时有同志反映：座谈会的斗争过火了，不够“与人为善”。我回答说，明白了斗争的性质，“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至于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其余4位同志，我讲了两点：一是确认座谈会对他们“仍然采取了严肃的、同志的态度，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报告与发言，并未用敌对的仇视的态度对待他们”，这是“希望他们能翻然觉悟”，“考验他们是否还希望当一个共产党员”，“给以改过自新的机会”。二是，当有人提出座谈会应对他们作组织结论时，我回答说：“在今天是否适当，值得考虑。”没有采纳这个意见。年底，康生将王实味关押审查。1946年，康生主持的社会部定王实味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对王实味同志从思想批判发展成政治冤案，以致后来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这是十分惨痛的教训。
虽然蒙冤近半个世纪的王实味案，已于1992年2月由公安部认真复查，予以平反昭雪；但是，每想到这个教训，我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对枪毙王实味，毛主席十分不赞成。毛主席听说这件事时，我在场，他拍了桌子，指着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说：林老，你还我的人。因为当时是把人交给边区保安处的。当然，林老同这件事并没有关系。
第三部分第62节 杨尚昆回忆整风运动（5）
继王实味案之后，康生又制造了张克勤“坦白典型”案。张是由甘肃省工委介绍通过西安办事处进延安的地下党员，年仅19岁，在陕北公学学习。在审干中，康生用逼供信的办法，要张承认是打进来的“红旗特务”，成了“坦白典型”。7月15日上午，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中直干部大会，延安所有机关都派人来听。康生在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宣称：延安各机关“特务如麻”。接着，张克勤上台“坦白”。说甘肃省工委是国民党批示要他们出来组织的，实际上是国民党，是打着红旗的假党，所以叫“红旗党”。随后，从河南、河北等省来的人中也有人出来讲自己是“红旗党”。这一来，延安各机关、党校、女子大学等纷纷召开“抢救大会”，一时“坦白”成风。那时，恰好有胡宗南要向延安进攻的消息，所以气氛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出来说话了。恩来同志当时的处境很困难，因为说国民党统治区许多地下党是“红旗党”，矛头其实是对着他的。在李维汉同志问他“红旗党”是怎么回事时，恩来同志明确地回答：“没这回事。”弼时同志是非常正直的人，直接向毛主席提出意见。毛主席也觉察到了“抢救运动”中的问题，几次作出指示，规定政策，不许搞逼供信，断然地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捉。8月5日，中央下文件通告全党：“延安对失足分子的抢救运动已告一段落。”延安搞了20天的“抢救运动”刹了车，但陕甘宁边区如绥德地委等，继续在逼人坦白。结果在这个运动中，中直机关受到“抢救”的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新知识分子集中的陕北公学竟达到百分之五十三。后来毛主席看到了问题的严重，他在大会上向大家脱帽道歉。延安撤退时，他又特别关照我：所有审干的档案都要带出延安，不能损失，以便将来能根据事实平反。
应当说，毛主席最初是信任康生的，以为康生是最早起来反对王明的，常在同志中称赞他，把领导整风的总学习委员会的常务工作交给他，而不是书记处或政治局。后来，从莫斯科回来的孔原和冯铉等同志，向毛主席直接报告了实际情况。孔原是老资格，原名陈铁铮，后来到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当时王明和康生是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孔原讨厌王明，觉得他不正派，反对王明反对得很厉害，王明和康生也恨他，开除了孔原的党籍。回延安后，孔就找毛主席，说康生一直是宣传王明的，他不但没有反对过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而且在列宁学院讲中国革命史课时就以王明这本小册子作教科书；有一次，在中国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上，他还带头在祝酒时喊：“王明同志万岁！”孔原跟毛主席谈话后，中央决定恢复他的党籍。这件事是孔原自己告诉我的。像这样去说的不只孔原一个人，从莫斯科回来的还有好几个人也去跟毛主席讲。不久，毛主席让康生离开延安，到晋绥去搞土地改革。
康生离开延安时，李富春、邓发和我去找他，问他发动“抢救运动”那些情报的来源，康生的态度仍非常暧昧，只说那个时候还是有材料的。什么材料呢？后来一查，大概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国民党西安特务站的CC分子陈建中给当时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发过一个电报，说中共在陕北地区的一个领导干部，是他的同乡和同学，要何绍南进行策反。这个电报被康生截获了。陈建中也是莫斯科留学生，我担任国家主席时，他到北京来，还见过我。其实，问题不在于他有没有同学在延安。而要看我们的同志有没有接受敌人的策反。康生却不管这些，轻率地断言陕北的党有问题，西北局也有问题，最危险的敌人在上层。更荒唐的是，胡宗南在西安的“反共救国队”有意散布的政治谣言，竟也被康生用作“抢救失足者”的根据。“反共救国队”的队长是梁干乔，广东人，黄埔军官学校一期毕业生，1926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夏，因托派问题被遣送回国。他有意制造假情报说：每一次知识分子到延安去的时候，我们都派人进去，一共打进了多少人去等等。康生就把它作为重要依据，在大会上宣布“特务如麻”，“延安的知识分子最少有一半是国民党派进来的”。康生是主管情报工作的，他把这些情报提供给毛主席，毛主席对敌情的估计也严重了，不然康生不敢开大会，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但是毛主席也发现并制止了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如提出“抢救运动”不能发展；结论要有证据；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