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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了一年多，总算定了下来，各个点也都依次划定，并且把将来试验部队驻扎的大本营也选好了。张蕴钰带人确定营区该放置在哪里，找了好几个地方，发现有一块平地，水沟里有两三棵马兰草。张蕴钰说可以把部队中心定在这里，就叫马兰村。
矿山勘探过了，几个核工厂和基地也都选定了，虽然出于保密和战备原因，全要建在宋任穷所说的鬼都不下蛋的地方，但按照苏联专家的标准，所有的设计和施工都必须和苏联一样正规。并且，按照以往的常规做法，工程设计都先要在苏联做，中国的设计人员也都要去苏联。
中方提出引进和援助方案定下来之后，请苏联派专家来，跟中国的设计人员一起设计，主要是从培养自己工程设计人员的角度考虑，这一要求引起了一些专家的反对。刘杰说，当时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强调要自力更生，培养我们自己的人迅速掌握技术，因此多次会谈，要求他们同意。开始的时候苏联是不同意的，他说这怎么能行啊，大量的资料都在苏联，设计是以我们为主的，你们来人一起设计，这是正常的，过去也都是这样做的。特别是扩散工厂的专家叫鲁钦，说你到苏联去设计，我们很多的资料都在那边，随时都可以查找资料，向上级请示以及同设备制造厂联系等等都非常方便，还可以减少翻译和打字等方面的工作量，加快设计进度。不然的话从北京到莫斯科老是要乘飞机来来往往，光跑路了，有什么好呢？我们觉得专家的意见不无道理，用心也不能说不好。但我们的目的是既要加快速度，又要有利于学习掌握技术方法。为此，宋部长专门向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斯拉夫斯基写信，说明情况，我和刘伟也找扎吉江、索洛维也夫和鲁钦等专家谈话，反复做解释，最后做通了。苏联派出大量的专家，配合我们的设计院进行设计。
第46节：第十二章 半夜来了四五个将军（3）
欧罗比耶夫是苏联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的最高级助理，从1957年到1959年一直在中国。欧罗比耶夫说，苏联最高领导人决定向中国传授原子弹技术后，北京很快就建立起原子弹研发中心，相当多的苏联专家都到过那个中心，在很多方面对中国人进行指导，包括核裂变、同位素分离、核反应、核物理、核化学、地质勘探、铀的分离等。扎吉江是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的总工程师，从1956年至1960年，他曾在中国担任顾问，负责指导中国的核反应堆、同位素分离以及中国科研人员的培训。
专家人才越来越集中，铀矿资源看来也前景不错，老大哥又如此愿意帮忙，中国人从上到下都兴高采烈，满怀希望。
1958年，两百多位苏联原子能专家来到中国，与中国的技术人员共同完成原子能工业的施工设计，并且还专门在北京组建了列宁格勒第三工业设计院。
卢荣光当时在二机部设计院担任副院长，他说，那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今天想起来还是非常对的做法，就是和苏联人联合设计。苏联派来一个设计院，我们中国也相应地组织设计院跟他对口，联合一处，两个设计院共同来进行设计。联合设计就是说你设计我跟着你设计，等于师傅带徒弟一样来学习，慢慢我就可以掌握了，我也知道为什么了。最初，这是什么、这是怎么回事问得多，以后就问为什么、还有怎么发展的问题。我们和建工部合作，也建立了设计院，中央也调了不少技术人员参加到设计中来，这家中国第三建筑设计院，后来发展到一千多人。苏联来了两百多人，从院长到打字员都来了。我们跟他一对一，他有一个院长，我们也有一个院长。那时候我们设计院没有地方，冯麟是负责人，说先在西苑大旅社设计。苏联人一看西苑大旅社一栋一栋的楼，独立的，说还好。我们的保密人员跟着他一块儿看保密室应该放在哪儿，挑了几个房间，让我们一定要把保密室加固，买保险箱。苏联的保卫人员有很多严格的规定，通行证上打有不同的图案，有的打上飞机，有的打一个三角，有的打一个什么东西。带有飞机的可以进哪一层楼或哪几个房间，带有三角的可以进哪几个房间，就是上班时间也不能互相来往，非常严格。
中国第二设计院由二机部与建筑工程部合作成立，从院长到设计师都与苏方一一对应。兰州铀浓缩厂的苏方总设计师鲁钦与中方总设计师王仲富坐一张桌子，面对面办公。两国专家白天在一起讨论问题，下午四点钟左右，苏联专家下班回去，中国人则要一直干到深夜，通过自己进一步的理解和消化，把白天专家讲的东西反映在图纸上。王仲富那时生病了，突然大量吐血，他不愿去住院，只是向医生要了药方，在工地吃药打针。
在设计思想以及设计的各个方面，中方和苏联专家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争论。刘杰说，过去设计中的一切标准都是苏联的，不但主工艺，其他附属的工艺，以及一些临时的设施甚至于像福利区、生活区，也是按他的样式来设计。这一次，我们坚持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情况，主工艺是苏联的标准那是毫无疑问的了，但副主工艺、生活区等方面凡是中国能够进行的，就按中国的标准来设计。另外我们正处在大跃进的时期，毛主席提出来要解放思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劲头非常足，中心的问题是要争取时间。具体做法上，一天不是8小时，而是10小时12小时，甚至晚上都要加班。可专家他是按照苏联的程序一步一步做的，所以习惯不同，思想上不同，应该说在工作的方法上也不同，因此而引起某些争执也就在所难免。发生这种情况时咱们就用总路线的精神向他们进行宣传，说我们现在应该采取适合中国的办法来争取时间，他们确实也看到中国的科学技术人员日日夜夜地加班加点，对他们也是一个激发，两股劲开始拧成一股劲了。结果，扩散工厂施工设计任务提前半年完成，被认为是奇迹，还有一个工厂的设计大概用了48天，还有一个工厂的设计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为此，宋任穷部长向苏联专家献锦旗，表彰他们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苏联人也感觉到是自己的荣誉，他们也认为是奇迹，说中国的办法好，真正把政治工作和业务结合起来了。有的苏联专家讲，他们在建设初期也是这样干的。假设当时不采取这个办法，恐怕有好多东西就会延迟，以至于后来整个受到那个年代动乱的影响。话又说回来了，确实有些工作做得比较粗糙，后来有人说设计留下来的尾巴比身子还大。但是尾巴究竟还是尾巴，只要身子成了，尾巴是可以补救的，所以总的看起来，当时比较粗糙，有的还不够周到，设计还不够细腻，有很多漏洞，但是这几个工厂的设计确实争取了时间，在总的方面还是应该肯定的。以后看美国人刘易斯写的那本里边他讲到一句话，说中国人令人惊奇的是在三年困难的情况下来进行原子弹制造的。他的意思是，在通常情况下大跃进象征着失败，象征着这种失败的结果，而我们在大跃进的情况下却基本避免了这种损失，取得了成功。我想顺便说几句，确实我们在大跃进里边也做了许多过火的蠢事，那个时候不分条件提倡什么超声波之类的东西，出现了一些不应该有的混乱现象，但是终究没出大错，没出现致命的损失，致命的破坏。当时宋任穷部长提出，建成学会，苦干三年，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