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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把这些都说了，但是无济于事。爱玛已经选了托特汉姆，所以，西蒙，作为一个曼联的超级球迷，说为什么我不穿曼联的队服呢？
“那要看是什么颜色？”
“红、白相间。”
我不太高兴，因为红和白并不是我最喜欢的色彩搭配。
但是形象顾问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因此就那么定了。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在拍照之前很长时间决定的，因为他们得把行头准备好。虽然他们为我们拿来了最小号的，但是我们所有人看起来仍然非常滑稽。红色太可怕了，我尤其不喜欢整个胸部印着的“夏普”字样。什么都得往上卷（短裤、袖子）
或者往下卷（袜子），目的是看起来性感一些。洁芮和爱玛尖叫着：“你们不能拿几双厚底靴来吗？我们看上去得高一些。”这真的很好笑。
拍完照以后，我们就接受采访，这就要问到我们喜欢哪一个著名球员的问题了。为了帮我们选择，采访我们的那位女记者有一叠抽认卡，上面有著名球员的照片。只有那两个梅兰妮内行一些。我记得梅兰妮·C喜欢杰米·雷德纳普（英格兰足球队员）。我说假如杰米·雷德纳普过来用一条鳕鱼抽我的脸，我都不会知道他是谁。
我对足球从来不感兴趣。但是，记者说我必须选一个，否则会毁了这节目。所以我就仔细浏览这些抽认卡。我看不到一个面相我喜欢的人。其他姑娘们对那些照片都报以一声“啊”。
接着，我停了下来。这一张我之前肯定漏看了。
“他看起来不错，”我说。“他叫什么名字？”
那位女记者看了一眼，然后说：“那是大卫·贝克汉姆。”
在舞台上只要能做一些有把握的事情，我总是很开心的。普里西拉，我们的舞编，为我们的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揭幕曲设计了一套集体舞。几个月以来，我们拍摄三分钟轰炸式的电视短片，还接受电台采访，总是那些老一套的问题。现在我又开始做我花了所有那些年训练的事情了——跳舞。
在《想要》之前，我们就已经同普里西拉·塞缪尔斯合作了。我第一次遇到她是在一次引人注目的音乐圈的派对上，西蒙过去经常举办这样的派对。我认出来她经常在“金曲排行榜”节目里跳舞。她这种舞者会让你想，哇，我也想跳舞。
普里西拉给人的印象是她比她实际高度要高，因为她非常苗条，令人惊讶的体形。实际上，她是我曾经见过的最出色的舞者。完全靠自学，她绝对令人难以置信、动感又敏捷。如果你让普里西拉和一群舞者在一间房里跳同样的舞步，她会成为你想看的那一个。
数日的排练结束了，该上场了。站在舞台的后部，背对着观众，我们手挽着手，彼此看看，等候着本·埃尔顿的提不。
“是的，我们都想做她们的情人，我们都热切地想做她们的朋友。那就和她们相聚吧，朋友们。她们当然是‘姜汁’、‘运动’、‘疯狂’、‘宝贝’和‘高贵’。所向无敌的‘辣妹’。”
接着《想要》的前奏变成了《你认为你是谁》。我们转过身来，开始。臀和肩像活塞一样抽动着，我们在火焰般的紫色缎带间，伴着我以前从未听到过的口哨和欢呼，踏着快步舞的节奏，阔步走下坡道。牛津大街上的人流十分庞大，但是直到现在，和我们面对面的观众，比如在“金曲排行榜”节目中，主要是孩子。尽管很棒、很有趣，但毕竟还是孩子。这里可都是音乐圈的人，喷着雪茄、大口喝着可乐，虽然缺乏点教养，但却个个声名显赫。这不是埃尔斯特里的录音棚，而是“伯爵庭院”。后面的人能听到吗？让我大声地说一遍。
了不起的“伯爵庭院”。在你的一生中有些时刻你会永远记住。没有很多时刻能一如它们发生的那一刻永远显得那样重要、生动。而这一刻正是如此。
我爸爸是一个了不起的步行者，他总是带我们去爬山。
爬到某一点，你认为是山顶了，结果却发现还有一座该死的山要爬。你永远到不了山顶，从来不会。但是现在，在这儿，我们处于世界的巅峰，太阳在照耀，太阳升起的地方没有一丝云彩。
西蒙总是反复对我们讲音乐圈是一个非常无情的领域，对你的好评将止步于你的最后一支走红歌曲。但是，那天晚上，我好像能看到我们的走红歌曲将成为永恒。
五个奖项的提名，我们捧走了两个：“最佳影像奖”和“最佳单曲奖”。我们认为我们是谁？我们是“辣妹”。转弯，啊，转弯，啊。
正如她经常做的那样，第二天早上洁芮让我们上了每张报纸的头版，无论是街头小报还是上流社会的报纸，她穿着自做的联合王国国旗套装。我们的一个形象设计师曾尽力制止她，说我们会被看作是“民族阵线”（英国的一个政党）的支持者。在圣诞节前，洁芮曾对《旁观者》杂志说玛格丽特·撒切尔是第一个“辣妹”，为此，政客们已经把我们看作是获得年青人选票的捷径。距离劳动节选举只有几个月了，任何事好像都和政治沾上了边。现在，多谢那件衣服，“辣妹”突然又成了“绝妙英伦”（英国首相布莱尔的政治口号）的啦啦队队长。政治评论员写到，我们之于托尼·布莱尔的新英格兰正如“甲壳虫”乐队之于哈洛德·威尔逊（英国工党1964年执政时的首相）。
第十一章 闯入我心扉
你知道当你在做梦的时候——想中奖，或者，就我而言，想成为流行歌星——你知道是什么样子。我幻想我总能出席首发式，见到很多名人。但事实不是这样。我们知道接到了邀请，但是从来到不了我们这儿。这不公平。辛苦我们并不在乎，但是，享受呢？这倒不是说我们总有时间出席任何活动，我们太忙了。我们乘坐的是没有停靠站的过山车。
我们遇到其他人的惟一机会就是我们做节目，他们也做节目的时候，比如“流行歌曲排行榜”。
我记得希思罗机场的一名海关人员有一次对我说，他从没见过什么人像“辣妹”这样频繁地旅行。是的，开始的几次是有点像乘喷气客机到处旅游的超级明星。但是，不久我们便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就算我们现在都乘头等舱，同样还是累。我们也许周游世界，但却没有将其尽收眼底。飞机、豪华轿车、电台播音室，电视演播室、旅馆房间，全世界都一样。有时，假如你半夜醒来，你根本弄不清你在哪个国家。我经常这样。
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之后的那个星期我们在美国干什么？我记不得。也许在宣传我们的唱片，或者是双A主打单曲《你认为你是谁》／《妈妈》。要想说清楚很难。连在哪儿我们都得问我们的私人助理卡米拉，更不用说我们在宣传什么了。每一次节目我们都得到场，得说出电台的名字，或者电视台的名字，加上那档节目的名称和那位节目主持人的名字或者采访者的名字。采访者有讲词提示机帮忙，你没有。
这比看上去的还要难，但是，我一直喜欢做宣传——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笑声不断。最糟糕的就是要离开家。几乎从来不可能在同一张床上睡超过一晚上，因为你总是要换地方，这个城市，那个国家。
取决于在一年的什么时候出去，你可能从来没有在白天看到过你的卧室。6点钟电话提醒，做第一个早间节目。电台播音室、电视演播室，闹哄哄一阵过后，乘豪华轿车去机场。起飞。降落。豪华轿车去旅馆。打开行囊？有时所有我能做的只是刷牙、洗头。每天晚上上床前我都要洗头。我不能冒险睡过头，带着脏头发或者湿头发面对世界——或许更重要的是面对摄像机。
我想这对爱玛和我来讲更糟，因为我们比其他姑娘更恋家，而美国是和家人保持联系最困难的地方之一，因为手机在任何地方几乎都接不通。这地方太大了。侍者把我的行李放在房间里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总是打电话回家。但那时你就得停下来想一想，英国现在是几点？问题总是我要找一个我在房间里，而我家人同时也醒着的时间。
3月初，我回到了伦敦。刚回来，我们的双A主打单曲《你认为你是谁》／《妈妈》跃居榜首。那是连续第四次了。希望《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正在听我说话。
我非常疲劳。刚和斯图亚特一起吃过晚餐，但是，我不停地打瞌睡。他是个非常好的男孩儿，但是，自从我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以后，花送错了之类的事已经很难激起我的兴趣了。
爸爸开了门让我进去，接着传来妈妈在厨房的喊声。
“是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