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流行风”的制作人是佐伊·鲍尔和詹西·希克斯顿，那是一个你不得不表现得幽默风趣甚至滑稽可笑的节目，从介绍姓名开始，节目的内容都是在调侃讽刺（对于那些我们还不了解的人，“流行风”是明星们恢复名誉的诊所）。
并且，他们会为观众安排一个骗局，让一个还不到9岁的小女孩来问你问题。她会问是不是我让大卫穿了莎笼裙，以至于让法国南部的所有人都感到愤慨和厌烦。请记住我总是喜欢笑在最后——因此，我首先说“我喜欢穿裙子的男人”。观众们都笑了，我接着说：“如果你们认为这很有趣的话，你们应该看看，他里面穿了什么——（停了一会儿）——我的内衣。”那完全是即兴的，只是个玩笑。
大家都笑了，因为这就是你要在采访中做的事，即便是厚着脸皮也得让大家笑出来。第二天，这就成了头条新闻：“大卫·贝克汉姆穿他妻子的内裤。”全世界都疯了。我不知道议会有没有讨论这件事。看在老天爷的面上，我想说，我的内裤大卫连一条腿都伸不进。
大卫的爷爷乔小时候起就在弗里特街上的印刷厂工作，甚至连他都说从未见过这样的报道。尽管他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但仍然在工作，而且他确实充满智慧。工作让他头脑活跃，他说他喜欢工作。他就像一本百科全书，知道媒体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报道以及谁一直在努力支持我们。如果我们到伊斯灵顿，我们总会去拜访他们，佩吉，大卫的奶奶，会为我们准备好茶、咖啡和三明治。我的爷爷奶奶已经不在了，现在他们就是我的爷爷奶奶。
在去欧洲旅行之前，我们一起为大卫过了生日。幸运的是主赛季已经结束了，因此大卫在5月22日和23日的周末也来到了哥本哈根与我相聚。
尽管晚上我有演出，至少白天我们可以在一起。星期五天气不错，我们去运河周围散散步——太浪漫了。星期六早晨，我们还没起床电话铃就响了，是我妈妈打来的。露易丝要生了，并且一直在叫着要我去。天知道为什么，可她确实这样喊着。
我该怎么做？成千上万的歌迷来看演出，可是抱歉，我不能去了，因为我妹妹要生小孩。更让人惊奇的是，我们在电影《辣妹世界》中用过完全相同的情节。
可是，我们除了等待什么事也做不了。尽管天气很好，我和大卫还是一直呆在宾馆的房间里，只是在中午下去到餐厅吃午饭，我要了常吃的鸡肉和蔬菜，大卫吃了一大块法国布里白乳酪以及至少一整条法国面包。我说：“上帝，如果我们有孩子，我们得叫他法国布里白乳酪。”关于那个周末，我能记得的事就是关于孩子。我那么希望待在露易丝身边，可是当时我在丹麦，而星期一晚上我们在芬兰。大卫往嘴里填着白乳酪，这时，他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
“宝贝儿，那很容易，雇一架私人飞机。”
那太可笑了，即使付得起那笔费用，我也从未这样想过，大卫有几次乘私人飞机来看我，可我还是理智的，从未想过要花那么多钱去什么地方。
那确实是一大笔钱，因为时间仓促，我们只能乘他们当时仅有的一架飞机，而那是一架大飞机。正当我们要登机时，我父亲打来了电话。露易丝生了一个女孩。他说他会在斯坦斯德等我们，然后直接带我们去医院。尽管飞机已经备好了，我们也准备好了一切，可是在十一点之前我们还是不能离开哥本哈根，因为在午夜之前我们不能回到英国，因为“境外免税年”，更糟的是，我们的会计师通知我们，新的工党政府废除了“境外免税年”。我们可以现在就放弃，如果我们继续，我们应缴的税收只能免到新政策颁布之日。最后，算上所有额外的飞行费用，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家人，我想我们一分钱也没省下来。
可怜的露易丝分娩不顺利，最后医生们只能用产钳把婴儿拉了出来，因此小孩的头成了奇怪的圆锥形，每个人都在说：“多漂亮的小孩啊！”可是我心里想：“不，她不漂亮。”
大约凌晨四点钟我们才得以休息。为了训练不迟到，大卫一大早就飞回了曼彻斯特，我则回医院陪了露易丝一天，然后乘飞机去了赫尔辛基。如果在午夜之前不离开英国，我就太傻了。
星期三，一样冗长而毫无意义：我们得去伦敦参加彩票抽奖节目，因此我们离开赫尔辛基，以便在半夜前到达伦敦。第二天半夜之前，我们在回奥斯陆的路上，工作人员已经在安排我们的下一次音乐会，但至少那天我可以见到利伯蒂，这是露易丝在去医院的路上想到的名字，当时收音机里正放着“神韵”演唱组的《幸运的人》。
在去医院的路上，那应该是星期三的早晨，手机响了。
“你好，维多利亚”——是安德鲁·汤普森，“辣妹”的律师——“方便说话吗”？
他并不总是这么谨慎。
“什么事”？
我能感觉到他停顿了一下。
“洁芮要离开乐队了。”
这些话停留在我脑子里的某个地方，我像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这肯定是玩笑，这一定是个玩笑。
“噢，好吧。”
“不，这是当真的，维多利亚。洁芮要离开乐队。她受够了。她不想再回来了。”
我——真的——无法——相信。
“那么我们得开个会。中午十二点，在我的办公室，好吗？”
如果当时有人给我拍张照，那绝对不好看。猴屁股都要比我好看得多。
“不，中午我去不了。知道吗？我妹妹刚刚生了小孩，我现在正往她那儿去。对我来说，这比什么都重要。我可不愿意一天都待在律师的办公室里。很抱歉，但今晚在抽奖节目上我们可以谈一谈。”
我怎么应付这一切？和我妹妹呆在一起，不管它。
回到“辣妹世界”，一切都乱套了。我们都试着给洁芮打电话，可是她的移动电话一直关机，没有人知道她在哪儿。
彩票抽奖是现场节目，一切都是面向公众的。最后，在彩排结束后有人找到了她——我想她在她兄弟马克斯的家里。
至少，接电话的是他。我们一个一个地劝说她。我们说，好了，洁芮，我们一路走来才有了今天，你究竟在玩什么呀？我还记得又做了一次努力——想让马克斯说服洁芮回到电话旁——可是马克斯说洁芮不能再说话了，她已经上楼了，有点歇斯底里。
“她身体显得不太好。”他说。
“洁芮生病了”成了那个晚上的借口。我们都相信洁芮只是病了。我们甚至通过镜头向她挥手，笑得脸都快裂开了，我们祝她早日康复。
你怎么解释你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事情？我最后一次见到洁芮是在飞往赫尔辛基的飞机上，我还记得那次飞行因为当时我们心情都很好——毕竟，我们在飞回家，尽管在家只能呆一天。我记得我一直在笑。然后，我们拥抱，说再见。
我无法想像事情会这样。真的，一点儿也想不到。
我们仍然打算保密。洁芮可能病几天，或几个星期。
我们的欧洲巡演也只剩最后一场演出，在去美洲巡演的第一站，迈阿密的演出前会有短暂的休息。这一切可以掩饰过去。最终她会恢复理智。可是在我去机场的路上，阿伦·爱德华兹打电话来。报社有人打电话告诉他说看见洁芮在希思罗机场登机去了法国。那么洁芮没有生病。整件事都炸开了。
报纸都忙开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有报道说我们在从赫尔辛基返回的飞机上大吵起来。有报道说我们甚至打了起来（事实上在返回的飞机上，我们在笑）。有报道说这几个月发生了重大的事情。有人说洁芮的离开是这个人的错，或那个人的错。我是说洁芮的离开就像麦田里的怪圈（庄稼成片倒伏现象，成因不明。现在多用来指难以解释的现象）一样无法解释。我确信有人会认为她是被外国人绑架了。
这有点像每个人都希望戴安娜王妃的死是出于一个凶险的原因——军情5处的阴谋。因为那个事实——她的遇害是因为酒醉开车的司机——对于过着童话般生活的王妃来说太普通了。我并不是说洁芮离开“辣妹”组合和戴安娜王妃去世一样是个悲剧，但当洁芮离开时，人们总想在地板上找到些血迹，在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但是，没有。事实就是洁芮离开因为她想离开。除了洁芮本人没有人要为她的离去受指责。
洁芮确实比我们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作为惟一一个未接受舞蹈训练的“辣妹”，这一切对她确实更困难。一周六天每晚登台表演对她来说不容易。尽管她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