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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杂志生怕哪一家竞争对手发现什么，所以，事实上是他们雇了一架私人飞机接我们去了都柏林——“我们”
包括我们全家和我的结婚礼服。
刚订婚的时候，我想逛百货商店一定是件不错的事，因为那就是你该做的事，和妈妈一起去买结婚礼服。因为当时我们在纽约，这又显得更方便了一些：塞克司，巴尼司，布罗明戴尔（这三家均为纽约著名百货公司）。但我什么也没看中。它们都很糟糕。
把我介绍给维拉·王的是“辣妹”的形象设计师肯尼。她的生意主要在纽约。她的设计具有浓厚的好莱坞风格，她为莎朗·斯通（好莱坞著名影星，以性感著称）、尤玛·瑟曼（好莱坞著名影星）
和玛瑞亚·凯里（美国著名歌星）这样的人提供服装。肯尼和我一起去了维拉·王在曼哈顿的展室，我非常喜欢一件前襟脖颈下带遮沿的礼服，决定那正是我想要的。维拉把这件礼服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了我；她确实很慷慨，因为这样一件衣服值一大笔钱。这件礼服的束腹内衣是一个叫珀尔先生的人制作的。他是英国人，在服装设计圈里非常出名，但是相当古怪。他自己也穿束腹内衣，为了突出他那22寸的细腰，他拿掉了两根肋骨。事实上，他无法正常说话，因为他穿束腹内衣的年数太久了。他总是穿着它，甚至睡觉时也穿着。只有在洗澡的时候才脱下来。但他确实非常有天赋，是个非常可爱的人。制作过程是这样安排的，礼服的束腹内衣将由珀尔先生来做——维拉·王会把布料送给他，由他把束腹内衣缝上去——同时，她在纽约的制衣间里把套裙做好。
肯尼的另一个想法是由安东尼奥·贝拉蒂制作婚礼仪式结束后穿的服装。我曾经看过他设计的服装的照片，非常欣赏他的设计——他制作的女服非常好。这一次他将为我和大卫两个人设计服装。
我开始想穿一件侧面开着长衩的紧身、性感的结婚礼服，但当我试穿传统结婚礼服的时候，我还是无法抵挡它的魅力——你一生中只有一次机会穿那样的荷叶边装饰的礼服而又显得很得体。我可以把紧身、性感的那一件留到晚上穿。
安东尼奥是个很容易相处的人，脾气非常好，从来不会对任何人使坏。在时装业，许多人都是些坏脾气的家伙。但是他一点也不。时装业的另一个特点是每件东西他们总要到最后一刻才做好。在这个方面，维拉和安东尼奥都是忠实‘的奉行者。他们忙了一整年，拿试样，缝纫机转个不停，可是到了婚礼前三个星期，还是不见两件衣服的模样。
曼联夏季停赛后，我们决定在婚礼前离开几天。南希·贝里真好，她说我们可以去她在托斯卡纳的家。南希嫁给了肯纳·贝里。肯纳·贝里和理查德·布兰森开创了维京唱片公司，南希在那儿工作时遇到了他。现在肯纳是百代唱片公司的负责人——他的总部设在伦敦，南希负责维京唱片美国方面的事务，所以我认识他们俩已经有许多年了。他们的房子所处的位置非常偏，媒体很难发现我们，而且在那儿我们还可以好好晒晒太阳。
我们的婚礼引起了大量媒体的关注。他们甚至搞到了邀请函。我们知道请帖一定是被偷去的，因为当时一份请帖还没有发出去。
在我们离开伦敦之前，维拉·王从纽约飞过来，让我最后试穿一下结婚礼服。我们在“蓝马克”宾馆会面。这时离婚礼还有整整两个星期，我在试穿礼服时，身后的电视里正在转播索菲·莱斯…琼斯和爱德华王子的婚礼。那多么让人难以置信？后来媒体大做文章，比较这两个婚礼——哪一个是年度最佳婚礼，哪一个最气派——荒唐的废话。那些小报对索菲非常刻薄，说她太胖、没见过世面。可我认为她看上去很漂亮。
我和大卫一直说我们宁可不找保姆，和布鲁克林在一起时我们都得到了很多乐趣，看着他长大，见证每一个细小的发展，我们都不想错过任何东西。而要想这样，惟一的途径就是始终守着他。
我并不是说找保姆有什么不对，但我们两家人都那么帮忙、那么爱我们，我们觉得即使不找保姆，我们也能应付。
可是随着婚礼的迫近，我妈妈说为了那个重要的日子，也许有个人照顾布鲁克林是个不错的办法。佩里格林非常爽快地说我们可以借用他孩子的保姆莉齐。她是个很不错的女孩，很像一个黑脸、卷发、穿着鲜艳服装的洋娃娃，总是那么快乐。
“既然你们打算在婚礼期间借用莉齐，”我妈妈说，“那为什么不让她和你们一起去托斯卡纳？这样可以让布鲁克林习惯她，也让你和大卫多一些时间在一起，而不用总是担心孩子。”
因此我们正是那么做的。
莉齐已经习惯为那些希望她整天照顾孩子的非常富有的人工作了。但是当我打电话和她最后敲定的时候，我告诉她我并不需要她整天照顾布鲁克林。我只要她在晚上偶尔帮帮忙。“那样我和大卫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不用一会儿就跳起身了。”睡懒觉就不必说了，因为贝克汉姆家从来没入睡懒觉。
在机场时，莉齐问吃饭的时候她是否要坐在另一张桌子上，我说，别傻了。让她一个人坐到旁边去显得不太友好。
莉齐是个好女孩，第一天晚上我们请她过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这是个错误。她在那儿的全部意义就是让我和大卫有时间单独在一起，而不是让我们和一个不熟悉的人进行礼貌的对话。
在我们动身去意大利之前，我的贝拉蒂服装还没到，但是，因为“第二梅斯特罗”（著名服装设计公司）的总部离南希·贝里家只有两小时路程，贝拉蒂说他会过来让我最后试穿一下。
幸亏他让我试穿了一下，因为那件裙子不太成功。尽管我很喜欢他在衣服的领口边做的那些花，可是紫色的紧身装侧缝开得过高而露出了里边红色的丝质衬裙。花瓣上嵌了许多水晶，以体现花上有露珠的效果。
“不是大问题。”他说。他会在下星期到伦敦把礼服送给我。
离婚礼还剩四天。维拉·王的礼服到了，非常好。安东尼奥·贝拉蒂大约九点钟的时候到了。我们上了楼——不让新郎偷看。我穿上礼服，拉链裂开了。不仅如此，衬里也皱了起来。
“瞧，真是糟透了，安东尼奥。”
“别担心，维多利亚，我明晚再来。”
距婚礼还剩三天。安东尼奥七点左右过来了，这一次带来了一台缝纫机，一位女裁缝，还有一位助手，负责把花缝回原处，因为每次改动上身，都不得不把花拿下来。
距离婚礼还剩两天。
安东尼奥·贝拉蒂在凌晨四点才离开。
中午。卢顿。安东尼奥·贝拉蒂制作的衣服装在箱子里。
可是维拉·王制作的礼服得用一辆货车送到机场——礼服装在一个专用大盒子里，内装挂衣杆，以免服装在运输途中被压皱。正当我设法躲避拍照、走上飞机舷梯的时候，为我们搬行李的一个工作人员说，他们没法把那个大盒子搬进去。
“你说什么，搬不进来？”
他们说的是我的结婚礼服。我的结婚礼服，你们这些笨手笨脚的家伙。
“那东西绝对进不了货舱。你们得把它带进客舱。”
因为那东西有电话亭那么大，只有一个办法。我爸爸让所有人都下了飞机，我们站成一圈以防记者的长镜头拍到我们在做什么，然后拿出礼服，走上舷梯，风吹得包装纸呼啦呼啦地响。沿着机舱内的通道，我们把它拖进了洗手间。
“如果要去洗手间，非得把它打个结才行。”我爸爸说。
很有魅力，不是吗？
那两个孩子异常兴奋。最后，大卫和那个机场搬运工把大盒子叠好，放在货舱里：到了那一头我们还得用它。
我们到了都柏林机场，天气糟透了。我一直担心的就是那些灰尘并且祈祷不要下雨，因为我们还得把礼服再装回到盒子里去。因此，大卫抱着布鲁克林，其余的人都在使出浑身解数把礼服往盒子里装，因为把那么一件镶满荷叶边的东西放进去要比把它拿出来难多了。就这样我们都呆在停机坪上，就像电视系列剧《迪伯利的牧师》中的一个片段。
因为和《OK！》杂志的协约，我们不能让任何人哪怕是看一眼。
到了拉特尔斯城堡见到佩里格林的时候，我们都松了一口气。虽然他看上去像个高贵的小精灵，因为他身材矮小，但是几个月来的会面、想主意、做决定使我感觉到他更像是一个行为古怪的大叔，一个我完全可以依靠的人。当我看到那个装饰性建筑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