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落在任何人身上。
但是甚至现在布鲁克林对足球的喜爱就已经让人难以置信了，显然，我恐怕非得让他继承他爸爸的事业了。他在厨房里刚走上几步，就站起身，把放在那儿的一只玩具熊踢到了厨房地板的另一端。他喜欢去看他爸爸踢球。我不知道布鲁克林是否认为他玩足球和大卫在球场上做的是一样的事，我只知道他就是喜欢足球。踢球是他的第二天性。
大卫的记录片的拍摄大约历时九个月。我们尽可能不让布鲁克林在记录片里露面，因为我们想尽量不让外界多了解布鲁克林——并不像报纸所说的那样。无论如何这会给他招来足够的麻烦。我也很少出现在里面——只有在公寓里的几个片段。事实上，非常有趣的是摄制组总是让我换上不同的衣服，结果好像我参与了更多的片段。
他们问及我们的事业，任何人都能看出来我们俩对对方的事业都非常支持。我知道对大卫来说，要想开心，他就得踢出高水平的球来。而我想让大卫开心。他所从事的职业可能给我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但这只是你必须接受的一个现实。大卫也一样。他只想让我开心，虽然我想他希望我每天守在家里，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但是他知道那会发生的，那是指日可待的事。
2001年1月，手提箱的故事结束了。那位“翻斗车”马克经查明是马克·奥利弗，他在两起指控他销赃的案件中被判有罪。我的一些衣服出现在他姐姐的衣橱里。我被传唤为该指控的证人，但是有一半时间我感觉审讯的是我，辩护方律师想就在翻斗车里，或是垃圾堆，或是后花园里找到相片框这件事发现我的破绽。
我的心怦怦直跳，我太紧张了。我在想，紧扣这一点，某个卑鄙的家伙偷了我那该死的手提箱，那是关键。你们搜查了那家伙的房子，在他的衣橱里发现了我的衣服，而现在你们却设法让我听起来像个罪犯，那家伙反倒是个好人，就因为他告诉了我他找到了我的手提箱和我的一些书。
被指控的另一个人是马克·尼波里特。所幸的是我无须见他——法庭让我们呆在不同的房间里。对马克·尼波里特的刑事指控因为证据不足已经被取消了——夏天他曾被拘捕，因怀疑其煽动他人进行谋杀恐吓。
民事案的结果要好得多。马克·尼波里特说我们找不到他的保密协议的原因是他从来没签过这样的文件，而他对1999年11月初那张空白协议上的签名一无所知，那个时间正是我们说他签字的时间。而律师所做的司法测试表明那确实是他的签名。
该测试和导致取消对吉尔福德四人案的有罪判决所采用的技术是一样的，用一个叫“爱思达”的东西，即静电检测仪。他们搞了一个叫“拓样”的东西，然后，这个签字的笔迹就可以用作法庭证据了。最后，这也许并不十分重要，忠实是保镖这个工作的一部分，但是，至少这个鉴定结论表明马克·尼波里特说谎了。
后来，法庭判决他交付损害赔偿金以及我们的诉讼费，还有那年夏天律师们阻止马克向媒体谈论有关我们的私生活的临时禁令得以变成永久性的——媒体称之为塞口令。
这个禁令来得太迟，没能阻止马克告诉安德鲁·莫顿，但是至少阻止了他将其变成一个专门职业。然而，也许他犯下的最大的罪却是我们无法对其起诉或将其拘捕的：正是马克导致我患了九个月的妄想症，他使得我认为谁都不能相信，他让我怀疑每件事、每个人。
第二十七章 谢谢你
这一点也没有天花乱坠公关宣传的意思，不过确实是大卫鼓励我做个人专辑的。我真的已经放弃了所有单飞的念头——但是他不断地跟我唠叨。我知道很难让人相信维多利亚·贝克汉姆自我评价不高，但这是事实。如果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你总被别人说成是无用的庸才，慢慢地你也就相信了。每当我绝望的时候，我妈妈总是说：“别管那些糟糕的事，只想想歌迷寄来的所有那些令人振奋的信件，毕竟他们才是真正重要的。”
但是，不知怎么的，相信那些糟糕的事要容易得多。这就像考试，你可能忘记通过的学科，但是你绝不会忘记考试不及格的科目。它就像贴在你后背上的标签一样紧随着你。
但是，随着我的个人专辑的进展，我逐渐开始发现歌词作者和制作人很高兴和我合作，但不是仅仅因为我是一个“辣妹”。梅兰妮·B告诉我的那些在美国工作的故事叫人有点害怕。我得在离家更近的地方起步，以建立自己的信心。
说到信心的树立，艾略特·肯尼迪（著名的流行音乐制作人）太了不起了。当我们刚刚离开鲍勃和克里斯的时候，他成功地树立起我们5个人的信心，而现在，他要为我做这一切了。一个人单干和在演唱组里工作最大的区别是无论到哪儿我都可以带着布鲁克林，在谢菲尔德和艾略特一起工作的那个星期，我妈妈与我一起带孩子。
我不知道我想朝哪个方向发展。刚开始做这张专辑时，那真是经过了反复尝试。艾略特是我一直非常喜欢的一个人，和他在一起的那个星期是我绝佳的学习经历。我们创作了三首歌，一首情歌，一首快节拍的，还有一首中速的——非常适合吉他演奏，但是我当时没信心。
所以我接着决定试试马特和毕夫两个。我已经知道我要保留自己的本色。节奏蓝调也许对梅兰妮·B很适合，但是那原本就不是我的出发点。我想做流行音乐。
但是马特和毕夫已经不在一起合作了。现在毕夫在爱尔兰和一个名叫朱利安的家伙一起工作，而且我听说他们一直在和U2演唱组合作，所以我到那儿去呆了一个星期，非常棒——我热爱爱尔兰，而且毕夫是个非常可爱的家伙，这几乎就像是回家，没有任何压力，他非常适合我。但是我仍然不知道我要往哪个方向上发展。我还是没把握。
我的A&R，保罗·麦克唐纳，也为我介绍了一些我不认识的作者。他最近刚从伦敦唱片公司加盟维京，所以他得了解我，我也得了解他。我写出来的音乐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我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但是保罗帮助我保持住了信心。
他非常支持我，而且对我有信心。如果音乐动听，人们就容易感兴趣，进而支持我。保罗从一开始就感兴趣。
似乎什么都不行，我变得非常沮丧。在旋律和歌词方面我都可以为创作集体出谋划策，我需要的是一个精通音乐的人。我不会演奏乐器，这不是我做的事。
接着我们试了另一种策略。维京和南希安排我和洛杉矶的歌曲作者接触了几次。（就是我行李被偷的那次旅行。）
我见到的第一个人是瑞特·劳伦斯，我和他谈了我们已有的一些想法，我们俩一拍即合。他为梅兰妮·C写了《千万别再一样》，这首歌在英国和欧洲大获成功。他也和“98度”以及“后街男孩”合作。几个月后，我回去和瑞特合作，创作并录制了一首歌，《五条件的爱》。
美国的艺人们确实有一手——布兰妮、克里斯蒂娜·阿奎拉、恩—辛克、珍妮特·杰克逊，还有麦当娜——每一个都是精品。这首歌有力度，有意象，影像特别棒，哇哦！在美国，我一旦见到了更多的制作人和歌曲作者，那情形，你知道吗？我找到感觉了。
接着，我见了一个名叫史蒂夫·基朴纳（杰出的音乐制作人）的家伙，我差点不去见他。那一天我就像弹球一样在洛杉矶来回奔波。我累极了，而他又住在好莱坞山，在城市的另一端。我想，我真的有必要再去见另外一个歌曲作者吗？我知道他为克里斯蒂娜·阿奎拉创作了《瓶中精灵》，我对此印象深刻，但是，我完全可以下一次再来。可以吗？但是这时候，我性格中像我爸爸的那一面占了上风，回答是“不”，快点，回到加长汽车里去，我们去见史蒂夫·基朴纳。
他的妻子开了门，我的第一个惊讶是她是英国人，来自谢菲尔德，两个可爱的孩子在跑来跑去。第二个惊讶是史蒂夫自己是澳大利亚人。他的脸上总是充满可爱的微笑，这个可爱幸福的一家总是笑着，开着玩笑。我立刻感到非常放松。
他的工作室在房子后面。他刚为我弹奏了几段音乐，我立刻就知道了这个家伙为我写专辑肯定行。而事实也正是这样。和史蒂夫合作真让人难以置信，他明白那得是流行音乐，但又是一种酷酷的流行音乐，带有一点节奏蓝调的感觉，但是不要很多。
刚开始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我每个部分都参与创作，就像我和“辣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