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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活十分丰富，是乏味的高中所无法比拟的，谢有盼一时开了眼界，应接不暇。除了每天的课程，学校里大量开展时事讲座、思想交流和集会活动。只参与了几次，谢有盼就发现自己和城里长大的同学之间的差距了。自己的考分比起其他省的同学，低了好多。城里的同学对时政极其关注，学习和思想能够紧跟国家的脉搏。对于中央发布的各项指示和人民日报社论，他们都可以长篇大论地说个来龙去脉，对于政令所包含的潜在涵义和预示政策调整的方向，他们都可以很快说出其中端倪。国家领导人做出决策的过程，他们仿佛猫在中南海的墙头上看到了似的，统统能说个一二三四来。而谢有盼和几个农村来的同伴除了张着大嘴傻听，一句也插不进，一句也憋不出，只能强做理解状地不住点头。老三贺卫东一口快如蹦豆利如刀斧的北京话甚至快过了谢有盼的思维速度，谢有盼总要等到别人说完一阵儿才明白意思，而这个时候别人已经在讨论别的问题了。
躺在宿舍床上，谢有盼开始思考面临的困难，认为这困难并非难以克服，但是要狠下一番功夫，除了学习课堂知识，要大量的获取社会知识，尤其是政治和思想方面，自己当年的抱负在这里会成为被人讥笑的小人得志。饶是自己十分努力，第一次期中考试下来，自己的成绩竟然只排到倒数第12名，谢有盼曾经爆棚的一鸣惊人的信心遭受了巨大打击，在同学面前头已经抬不起来，女同学叽叽喳喳的指点更是让他无地自容。来到北京城看来只是自己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不能就此承认失败，一定要重新塑造自己，和过去的谢有盼彻底告别，不能让江南雨这样的姑娘轻看自己。当然，首当其冲的是改掉自己这一口总让人皱眉的河南口音。
谢有盼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和系辩论学会，前者是为了大量吸收政治思想，培养自己的政治觉悟以及敏感性，后者是为了锻炼口才，改掉自己张嘴就脸红的弱点。进入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很容易，表个态就行了。而进入辩论学会就没那么容易了。一场考试性的比赛，笨嘴拙舌的谢有盼被对方一个伶牙俐齿的湖南姑娘驳得体无完肤，狼狈不堪，最后除了自嘲的傻笑竟无还手之力。从辩论学会委员们的表情上看，大家基本上已经拒绝了他的加入，可他还是在第二天接到了入会的通知。诧异的谢有盼去问已是会员的贺卫东，老三眯缝着小眼色眯眯地说：
“你和江南雨是什么关系？怎么她对你这么照顾？”
“江南雨？哦，她在辩论学会是么？”
谢有盼猛然想起了那个美丽的身影，竟是她帮的忙么？
“江南雨是辩论学会的副会长，是初创人员。她帮你说了情，要不你连边儿都挨不着……唉？谢老二！你怎么认识她的？她住几号楼？房号多少？哪里人？”
贺卫东死死地盯着谢有盼，仿佛要从他的眼睛里挖出答案来。谢有盼得意地一笑说：
“保密！反正我全知道，你少惦记这天鹅肉了，人家好赖也是咱们师姐！”
“师姐啥呀？你中间也休过学吧？她是一路念下来的，比咱们还小了三四岁呢！怎么样？你帮我的忙？我帮你提高辩论水平，有我帮你，你进步的速度肯定赶上嘎斯吉普！”
“拉倒吧你！我谁也不用帮，半年之后你看我驳倒你！想让我出卖江南雨的秘密？休想！我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代怎么能干这种事？你就别瞎惦记了！还是操心你的‘斗斯批修’发言去吧！”
“哎，你个谢老二跟我上纲上线了？你是想自己插红旗吧？还跟我来这一套！也好，我自己去打探，到时候我抢了先，你可别吃无产阶级的醋！”
“你真是自以为是，咱学校卧虎藏龙的，喜欢她的人多了去了，能轮到你？再说咱学校不提倡这个，管得也挺严的，你别犯了错误！”
谢有盼表情庄严，俨然把贺卫东列入了失败者的行列。
“你的消息没我灵通了吧？她没对象！别看她学习很好，可她家的成分不好，右派，走资派，反革命，正统斯修，该有的全有！知道么？他的父母都在农场劳改了……”
谢有盼吃惊地看着洋洋得意的贺卫东，恨不得一个耳光扇过去，他的脑子飞快地转着。“成分不好！”这几个字让他一阵慌张，不知是为江南雨，还是为自己。
学期过得飞快，转眼又是寒冬。
最高院领导指示，北京法律学院为党校性质的学校，要培养无产阶级专政的干部。于是不少讲课很好的党外教授靠边站了，以资历最老的老校长钱瑞升为首，党外教授有九个人，被学生们称为“九大金刚”。这些人基本上是旧社会的法律界名人，水平没得说，就是思想有问题。其中精研《红楼梦》的吴思裕教授和精通多国外语的朱基武教授二人，均是博学而幽默，很受学生喜爱。雷洁琼教授讲授的婚姻法新颖活泼，学生们也非常爱听。估计学院党委认真考虑了这个情况，没让他们彻底靠边儿站，课是不能讲了，就给他们成立了研究室，让他们专门编译有关资产阶级政治、法律方面的资料，实际上是在改造思想。学院的大字报上说明：他们“受万恶的资本主义毒害太深”，〃脑子洗得不好，不能教法律〃。如今任课的讲师和教授们大多年轻，这几年毕业留校的不少，授课特别强调政治性、阶级性。刑诉、民法、法律思想史等专业课程的教材几乎全部清掉，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学教材为主的新内容。原本必修的社会主义法学概论和西方政治思想史成了选修课，后来干脆连选修也停了。谢有盼对此并不奇怪，也不慌张，只要大家都一样，就没什么高低区别，国家让学啥就学啥。
与谢有盼不同，大多数新生从未离开家这么长时间，何时回家，如何回去，成了期末考试后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谢有盼从初中起长期住校，并没有这等焦虑。期末考的名次大大提前，已经到了正数20名左右，这个成绩已经很让他满意了，毕竟相当多的一块精力放在了其他方面。他惊讶于自己成长的迅速，惊讶于自己口才的进步，遇到自己熟悉的话题，已经可以在宿舍夜谈会兵兵乓乓地和贺卫东等人较个高低。这种争论往往从要说出一个结果演变成要压倒一方的斗智斗勇。谢有盼开始有一些辉煌的胜利，在谈论农村阶级斗争的问题上，贺卫东等人已经不是自己的对手了。他既看得懂《政法研究》上一些深奥的法学论文，也能够欣赏“黄皮书”《苦果》里面精美的诗句，还在学院报上发表了几篇读后感，颇让同学们惊讶。
跟着中央精神的节奏，政法学院的各项运动和批判工作突然多了起来。校团委、各系学生会和各种自发组成的学会，都把组织工作的重点向总结“四清”工作和“斗斯批修”工作偏移。在各种“揪资批修会”上，学院揪出了不少“极右”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还有几个反革命。前天还在讲课的一个根正苗红的法制史讲师，今天就成了“混入法律界的资产阶级特务”，据说是工作组在他的家里发现了与在台湾的辅仁大学同学的来往信件。这个通知学生们没及时看到，大清早的仍然来上课，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研究生说以后由他来代课，被学生们轰了下去。从此，学校的教学工作彻底陷入混乱。同学们关注的焦点也从法律学习彻底转向政治学习。
谢有盼和全宿舍兄弟都参加了团委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