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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这位独裁者对任何对抗或冒犯其权威的一点点迹象，都深为猜疑（这说明，他是个偏执狂），甚至达到了把阴谋与敌人看得比比皆是的程度。正是他的这种乖僻性格，才使他在列宁与他缔造的警察国家里得以生存；而那些缺少此种特点的老共产主义卫道士，却死于执刑队的枪口下。据传，斯大林生性虚伪、奸诈，尤其擅于揣度别人和利用别人的弱点。因此，他能在他那个集体中随机应变，应付自如。他说的，未必是所想的；他想的，也未必说出来。这给其核心圈子里的成员造成困难。每个人都要等待斯大林先讲话，避免先抒己见。在他讲话后，则要赶紧表态同意。他具有残酷的自制能力和灵活、狡滑、虚伪而又机警的头脑。他为人固执，心地险恶。当然，才智他也是有的，不过，那是嘲弄、讥讽和笑骂人的才智。斯大林的性格似乎是多重性的。尽管他意志坚强，但有时也显露出怯懦的迹象。他十分神经质，朝三暮四，反复无常。他在政治上的学识和贪欲都是广博的，虽然两者可能不太相称。在他不试探对方想法时，他的讲话却能开门见山，切中要旨。在处理政治、社会与经济问题时尽管他的思想明显地受到狭隘的教条主义的束缚，但也有迹象表明，他很讲求实际，并顺乎情理。当诸事顺遂时，他会非常温和。总之，他是一个怪得不能再怪的人物。其核心圈子里的成员们显然对他万分畏惧。
1935年，反共产主义的希特勒德国的掘起，间接地危及到苏联的安全。当时已是国际联盟成员国的苏联，极力鼓吹集体安全。事实表明，其意图不过是把国联当作自己进行宣传的讲坛，而它对安全的关心并未超出本国私利的范围。苏联继续奉行它挑动资本主义国家互相倾轧的政策。在1938年9月慕尼黑危机时期，第一次出现了推行这种政策的大好时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插下了德苏战争的种子。据苏联驻伦敦大使麦斯基在战后说当时斯大林通过背叛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人哥特瓦尔德（此人后来夺了贝奈斯的总统地位）向布拉格传递口信怂恿捷克拒绝德国的要求。斯大林可能这样做了。但是，一个决心信守条约义务的国家是不会通过随时都可能遭到否认的渠道，以秘密传话的方式表白它的意向的。当时的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在公开许诺援助捷克时，其附带条件的措辞十分含糊和隐晦。这对于不幸的贝奈斯来说，实际上毫无价值。1938年，波兰与罗马尼亚在地理上把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隔开了。波、罗两国都坚决拒绝苏联红军穿越它们的国境。苏联也知道它的要求是决不会实现的，所以态度也不那么坚决。与此同时，莫斯科又对顽固不化的达拉第和张伯伦进行蛊惑煽动。这位英国首相对希特勒欧洲政策的诚意抱有灾难性的幻想；而对俄国却怀有根深蒂固的厌恶和不信任感。因此，他认为，苏联的提议存心不良，根本不予理睬。有个时期，麦斯基竭力拉拢在野的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作为法西斯主义与希特勒主义的劲敌，更易于与莫斯科的提议产生共鸣。苏联大使神不知鬼不觉地利用这个既任性又易感情冲动的丘吉尔，间接地为苏联的观点作宣传。
丘吉尔认为，革命的共产主义的苏联将拿起武器保卫资本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这个看法是否正确，换句话说，丘吉尔谴责张伯伦犯有情况不明，判断有误的空想主义错误，而他自己是否犯有同样错误呢？这仍然是个谜。当时，作为莫斯科喉舌的苏联新闻界，未发出任何可能与德国作战的暗示，苏联国内也未采取任何动员措施。英、法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因此，人们公认，苏联是准备援助捷克斯洛伐克的唯一国家。这两个民主国家对集体安全体系竟然不予支持，使苏联大失所望，只好到其他国家寻求对策。此后，每当斯大林为他在1939年8月的突然变卦辩解时，总以此为理由。而丘吉尔显然是相信他的。莫斯科的宣传想方设法从慕尼黑事件中捞取最大的资本。但当时有迹象表明，人们仍对苏联的诚意表示怀疑。莫斯科为反对波兰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威胁，于9月23日通知华沙：如果波兰发动入侵，苏联即宣布苏波互不侵犯条约失效。苏联的许诺纯粹是一纸空文。翌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下了总动员令，看来战争已不可避免，这时，苏联却迅速地退下阵来。而它却在《真理报》上宣称，捷克斯洛伐克正于方百计地向德国挑衅，这种挑衅使苏联不再负有援捷的责任。事过不到半年，也就是到1939年3月，斯大林便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毫不隐晦地说，当时他曾千方百计地避免使苏联卷入为人火中取栗的战争。苏联新闻界秉承这个政治意图，更加露骨地说，苏联决不会钻进英法合谋设下的反苏战争圈套。它在此种情况下避免卷入战争的想法，与共产党人的一贯作法和信条是完全一致的。这一点，在苏联此后若干年的历史过程中得到了证实。
1939年3月，立陶宛迫于德国的压力，向苏联归还了它在1923年占领的边境狭长地带梅默尔。同月，希特勒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并使斯洛伐克成为一个单独的傀儡国家。英、法政府为保证波兰与罗马尼亚的领土完整，企图建立一条反对德国入侵的不可逾越的阵线。丘吉尔确信，苏联是个可信任的潜在的盟国，它将在东欧为波兰而战。因此，他劝说张伯伦政府把苏联纳入英、法、波罗的海国家的军事联盟。本着这个目的，英国大使威廉·西兹先生与李维诺夫于4月15日在莫斯科举行了试探性会谈。但是，几乎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又通过苏联驻柏林大使馆与德国外交部举行秘密会谈。为了讨好希特勒疯狂反犹太人的德国以铺平谈判道路，5月3日，犹太人李维诺夫被免职，由莫洛托夫继任外交部长。经过初步会谈，德国外交部于5月30日郑重表示愿意与苏联关系正常化。与此同时，苏联与英法政治、军事特使在莫斯科举行的谈判仍在继续进行，直至8月20日，由于希特勒打电报给苏联提议派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前往莫斯科，以全权代表身分拟定并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秘密议定书，遂使苏英法三国谈判告吹。8月23日宣布签署德苏协定。英法政府深为震惊。
为了使波兰与罗马尼亚的领土不受侵犯，英国力求借用苏联武装力量的威胁来实现其目的。波兰与罗马尼亚对苏军过境这一政治因素，有着更深切更现实的理解，所以，即使他们遭到德国的进攻也决不允许苏军过境。有些波罗的海国家甚至更明确地宣布，苏联保护他们主权的任何举动都被视为发动战争的行为。从尔后的事件来看，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知识分子和部分公民，有的被横暴处决，甚至常常死于最野蛮、最无人道的极刑，有的则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苏联国防部长、与英、法谈判的苏联首席代表伏罗希洛夫元帅，不顾主权国家的意愿，对苏联武装部队进驻波兰、罗马尼亚与波罗的海各国流露出的兴趣，远远超过对德国作战，这多少可以说明苏联的目标何在。丘吉尔与莫斯科沆瀣一气，他把谈判的失败归咎于张伯伦政府对苏联人多疑；缺乏达成协议的诚意；把官职不高，权力有限，两手空空的使节派往莫斯科等等。
如果根据苏联当时的态度进行评价，人们大概会认为张伯伦是正确的，丘吉尔是错误的。苏联与英国谈判，不管英国的军事力量有多么强大，也不管它的代表团地位有多么高，其结果是不会有什么差别的。这是因为英、法为苏联安排的前程是一场浴血的战争。而苏联对那个敌手却是不能不甘拜下风的：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用一只手抵挡住英、法的进攻；而用另一只手将沙皇帝国打得屈膝投降。如今，即使英、法能够打败德国，克里姆林宫从中也得不到什么安慰。因为，德军入侵苏联就如威胁沙皇政体一样威胁着共产党政权的安全。要苏联冒如此重大的风险，而英、法又什么东西都不给它，甚至连波罗的海沿岸最小的国家也不给它，这种为敌性的、资本主义的波兰而战的建议，是与共产党的政策与信条相违背的。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