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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事口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表现是：派出了大大小小的五十个工作队或工作组。其中由外办、外事政治部派往对外文委、中侨委，有关局和学校的共八个，由外交部派往所属单位和学校的共七个。这批工作队中，以张彦和刘新权两个工作队的问题最为严重。张彦工作队已成为全国闻名的坏典型。张彦在对外文委和第二外语学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镇压群众，用逼供信的办法，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最早发现张彦的错误，张彦就怀恨到心，不择手段的挑拨和陈伯达同志的关系，企图假借我的名义，对抗陈伯达同志。特别恶劣的是搜集材料，企图陷害陈伯达同志，陈伯达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理论家。我从一九四四年认识他以来，一贯很尊重他，向他学习了不少东西。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他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学得好，他们有高度的无产阶级政治敏感，他们能很快发觉张彦的阴谋诡计，我却远远地落后，在事实暴露之后辨别出真假。张彦企图挑拨我和陈伯达同志的关系，无损于我们之间的团结，却暴露了他自己的反革命政治扒手的真面目。刘新权工作队也采用逼供信，整理黑材料等等办法，在外语学院镇压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其他的一些工作队或工作组，也都程度不同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工作队和工作组所犯的错误，我应负很大的责任。
我为什么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主要是由于自己思想上的原因。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我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的。当时群众运动来势很猛，我没有正确的思想准备，相反，我却有很多错误的旧思想。在这关键的时刻，对于如何对待群众，对待群众运动，我站错了立场，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发扬大民主，进行文化大革命。而是害怕群众运动来势过猛会打乱正常秩序，影响外事工作，我口头上虽然也说放手发动群众，实际上是多方限制，企图把革命的群众运动限制在我所想的轨道上进行。因此，对那些条条框框工作组等等作法，觉得比较适合自己的口味。当时就是在这种思想状态下，接受和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下了大错误。
由于我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既然在总的方向犯了错误，不言而喻，在运动中对于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自然也就错误百出。外事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后果，是使外事口的文化大革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外事口各机关，各学校，普遍的，程度不同地打击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使许多革命群众受到迫害，有些同志被打成了“反革命”、“右派”，他们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折磨，这是我脱离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而犯下的错误，不能不使我痛心疾首，愧悔交加，在这里我要向运动中所有受打击，受伤害的革命同志宣布平反，赔礼道歉。
八届十一中全会，毛主席纠正了这条错误的路线，我开始觉悟到，运动初期我不自觉也站到了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在中央的两次会议上，都沉重地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决心改正错误，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来。
但是，十一中全会以后，我纠正错误很不彻底，在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中，还继续发生了一些错误。表现在：对群众批判工作组的错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支持得不力，过多的强调保护干部，原谅工作队的错误，在少数派和多数派之间调解的立场，强调避免冲突，对左派支持的很不够，没有抓住运动的主流，过分重视了非本质，作主流方面的问题，从纠偏的角度出发，列举偏激的事大讲政策，说了很多的错话。
在说错话的问题上，尽管当时主观愿望还是出于好意，希望叫革命群众掌握政策，把运动搞得更好。实际效果却是批评指责了革命群众，挫了左派的锐气，长了保守派的威风，给群众运动泼了冷水。我在各单位的讲话，特别是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两次大会上的讲话，错误很严重，打击了左派，压制了革命群众。讲话稿流传各地，影响很大，对进一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深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阻碍作用。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错误，最根本的原因，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集中表现在群众观点上。运动初期，由于自己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对待群众，对待群众运动，就滑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去，还自以为那样做是正确的。十一中全会以后，在对待群众，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上，有所觉悟，有所提高。但是，还没有能够彻底转变，仍然把群众的觉悟水平估计过低，自称高明，继续站在群众之上，指导运动，因此，就常常以教训人的口吻来对待革命群众。说错话是个表面现象，实质是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什么态度的问题。运动初期的错误，是站在群众的对面反对群众。十一中全会后本应迅速转变，站到群众之中，与群众一道前进，我没有很快这样做，只是从群众的对立面，转到了群众的后头，而且站在群众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群众。
我在对群众的态度上，认识和改正错误表现很迟缓，主要是由于我长期处于领导岗位上，很少深入群众，没有虚心向群众学习，群众观点越来越淡薄。因此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看不到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性，看不到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所具有的革命造反精神和首创精神。而习惯于站在群众之上，好为人师，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这样严重地脱离群众，违背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在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的群众运动中，不可能不犯错误。
这次犯错误，还集中暴露了我的思想，作风上的很多问题，诸如：过于自封，凭老经验办事，民主作风不够，工作作风粗线条，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等等。这些方面，对于我犯的错误，加重尖锐都有关系。
为了彻底清理思想，纠正错误，回溯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也曾讲过不少错话，其中错误特别严重的是一九六二年广州文艺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那次讲话的主要错误是对知识分子无原则的捧场，评价过高，而没有强调政治上、思想上的改造，以致被一部分拒绝改造的知识分子所利用。还有一九六一年，对北京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的讲话和以后几次关于学习外语的讲话，在红专关系上都没有强调突出政治，而过分强调了专业，助长了一些人的不闻政治倾向。这些讲话有的曾公开发表，流毒全国，影响很坏，这是我值得深刻检查的。
九个月来，同志们给我写了很多大字报，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批评，同志们要把我很好烧一烧，烧掉我思想上所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脏东西，这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我表示衷心地感谢。
同志们希望我改正错误，我也有决心，有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毛泽东思想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给了我彻底改正错误的力量。今后，我必须坚决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以林彪同志为榜样，学习，象他那样活学活用，运用自如。同时还要向周恩来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和中央其他同志学习，他们学习毛泽东思想都学得很好。我必须按照林彪同志的指示来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是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来学，彻底改造世界观。
彻底改造世界观，对我来说，首要的问题是端正对群众的态度，真正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对待群众，对待群众运动，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高价征求批评，诚恳接受监督。以满腔热情，到群众中去，虚心向群众学习。过去是靠吃老本过日子，现在不够了，必须重新向群众学习。才能在今后的斗争中作出一些新的贡献。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我决心投入这个伟大的群众运动的洪炉，彻底烧掉自己的错误，坚决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坚定不渝地支持你们，并且和你们一起，共同批判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