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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部、委，造反派，回去后，周总理讲话你们要共同对好笔记后，统一传达。不要各人传达各人的。
（四）对总理提出的各部、委三类属于哪一类。要在四月五号前提出来，以便中央决定派军代表，能一起提也好，不能一起提，分开提也好。这是一件事。
各级领导干部排队也请各部、委造反派一起排个队出来。如不行就各提各的意见，也可以提出初步的革命三结合的意见。在四月八日前提出，十天，送给我也好，送给周总理也好。各部、委党组也可以提自己的看法。供中央参考。各级领导干部，包括科、处长、司局长、党组、党委成员。
关于工交各部的夺权，总理已经讲了几次了。夺文化大革命的权可以，也应该夺。业务是监督。夺权范围中央不久就派军代表和军管，以后制定。
（一轻部问：夺权后夺过了，支部停止活动，任意调动干部，开除党籍问题，请示富春同志）
李：不能这么办，应通过党的系统来解决。
（劳动部问：劳动部党组只剩下两个人了，……）
李：部长另外派，派解放军代表，党组只剩下两个就两个嘛！
（劳动部问：我们一月风暴夺权，各司局夺过了头，现在我们改成监督了。有的司、局长一定要我们检讨。）
李：这不行，你们检讨什么？那不成了革命有罪、造反无理了吗？这是逆流？（热烈鼓掌）
建材部问：我们一个政治部付主任，跳出来说，我们是假夺权，他们对我们和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的夺权不承认，说我们是假夺权，犯了方向性错误，怎么办？
李富春：你们说哩？你们造反派发挥你们的智慧。（答：我们正在批。）
李富春：好！你们要批，你们自己解决。
（建材部问：直属事业单位，原先和我们一起夺的权，现在是应该留下，还是回本单位？）
答：在京的学校，在京的直属单位，最好是回本单位搞文化大革命。如果直属单位对部机关有很大贡献，需要留下，由各部造反派自己决定。
余秋里和谷牧的批判，以计委、建委为主，明后天起开始正式检查，每部派 30 － 50 代表参加，我和总理出席。
（问：今天的会，是造反派的会，还是造反派和保字号的会？今天我们有两个保守派都来了。）
（接着，不少单位都纷纷说：我们也有保守派来了。）
答：今天的会，是我叫工交联络员通知各个组织都来。以后开会只通知造反派。
（建材部问：我们夺权没有搞“三结合”，他们说我们错了，是“假夺权”）
答：文化大革命是空前未有的，是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的。造反派夺了权，夺过头了，没有搞“三结合”，大联合不够，要边前进边总结经验。大联合，“三结合”，是革命的发展过程，不是过去就夺错了，用没搞“三结合”来否定夺权，是复辟逆流。
（有人问：我们夺权夺过了一些，他们说这是自下而上的逆流）
答：造反派怎么会变成逆流呢？这样说错误的，这样否定就是逆流！
各部、委有什么问题，请大家考虑一下，以后找各部、委再谈一谈。两个或者三个单位一起谈。这样可以谈得深一些。
建工部革命造反总部印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 228） 周恩来康生接见安徽各方代表的讲话
周恩来 康生
1967。03。28
〖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周总理：
今天开会经过几次会议，双方观点都摆出来了，现在宣布中央的决定也与安徽军区代表谈了，现在康生同志宣布党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办法解释一下。
康生：
关于安徽问题，中央和中央文革和安徽的同志进行了多次接触，对 1 · 26 夺权赞成和有意见的代表都找回北京来了，把安徽军区的同志也找来了，把南京军区军管委员会钱钧同志也找来了，根据多方面的意见，经中央详细研究、讨论，并报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作出决定，现传达：
今年三月间，中央召集了安徽军区负责同志，安徽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代表和持有不同意见的各左派群众组织的代表，省市机关的干部，举行了多次座谈，并分别作了多次个别谈话，因此中央对安徽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在未作出决定之前，中央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向各方面作调查研究，中央不只听一方面而且听多方面的，赞成 1 · 26 夺权的，反对 1 · 26 夺权的，甚至被通缉的，这一点希望同志们注意和学习主席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方法。中央把各种意见的代表人物，都叫到北京来座谈、调查，听取各方面意见，不是单一方，希望同志们今后无论遇到什么问题，不能单听一方面的，无论什么组织，大联合也好，三结合也好，今后成立革命委员会也好，帮助他方解决夺权斗争也好，这种方法必须掌握，必须经过多方面的调查研究，中央不会仓促作出决定的。安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系到三千万人民的问题，关系到中国整个文化大革命的重要部份。
第一（略）
对 1 · 26 夺权基本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为好得很，大方向是正确的，甚至讲反 1 · 26 就是反革命，谁反对 1 · 26 夺权就要镇压。另一种认为 1 · 26 夺权是假夺权。中央考虑各方面的意见，没认为这种夺权是假夺权，也没有认为这种夺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比如北京夺权夺了几次，中央未作出结论，也没有说那一方是正确的，说反对 1 · 26 夺权是反革命有问题，说 1 · 26 夺权好得很也有问题，这二种意见中央文革都未提，只是指出了存在问题，没有实现三结合，没有把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夺权是非常仓促的，开始认为省委的权不能夺，据讲是受山西消息的影响，另外还听到了不真实的情况，说程明远篡党篡军，军区也来不及看你们的文件很匆忙。因此，必然大联合彼此商讨来不及，据反映八·二七内部也有不同意见，这种匆忙中间就将应该联合的革命群众组织没有联合，为什么说矛头没有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难道我们夺权不是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吗？夺李葆华的权吗？夺权后矛头指向何处？对并肩作战的革命组织实行镇压，而不是彻底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矛头指向革命群众组织，将其领导人逮捕了、通缉了，这些组织被解散了，这是大错误，在夺权后对革命组织进行镇压，这个矛头不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自己的战友，于得水同志已死了，该联合的没联合，而去镇压，没有集中力量去联合所有的革命组织，夺以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权，当然是夺党委的权，但夺权的打击对象是同八·二七并肩作战的红卫军，省暨合肥市机关职工革命造反司令部，这是在夺权前，夺权后没有实行革命的三结合，这一点从同志们告诉我们的，你们结合的干部（省委）不是真正的三结合，不要说任质斌、张祚荫、黄岩、王光宇，就是王中也是长期养病，过去也不是真正彻底揭发李葆华的，而且有些问题上自己也有责任，什么五条、七条，弄到现在五条也没有了，这怎么叫革命的三结合呢？指挥部的个别领导同志，在夺权前和夺权后实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主要是打击了一部分革命群众，把不赞成自己意见的人搞成反革命。压制了左派团体和革命干部，实际上情况是这样，中央文件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我们应当说明这一点，安徽夺权没有报告中央，未经中央批准。
我们要来汇报，中央还没有安排，因为你们的材料我们没有来得及研究，你们自己来了，我们对 1 · 26 夺权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第一次李胜利同志汇报，曹在凡同志补充时当时你们的问题只有一个问题，是要中央承认，没有其他问题，使我们感到问题不大，但又觉得不放心。因此我们提议多来几个同志，多反映几点情况，把有不同意见的人也找来谈一下，应当说，第一次觉得有问题，思想是倾向于承认你们的。我们觉得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又觉得不放心，开始没有说你们的大方向是完全对的，但是觉得问题不大，后来经过继续调查，所谓没有问题，实际存在很多问题，这一点是指挥部的同志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