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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柜们的柳暗花明或机关算尽，但它却以极为生动恢弘的形象过程，为近代社会的不可救药或最终覆灭作了一个鲜明有力的注解。不仅仅是“乾坤逆转，世道骤交”，而且是“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大盛魁遭遇的局势，偶然之中深深地潜藏着“落日之战”的必然。读者可以感受到，大盛魁的图存经略之所以艰难曲折坎坷，原因就在于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不仅具有复杂多元的性质，而且每一种力量都可能置他们于死地。首先是来自强大的外族商人（或兼政客身份的商人）的渗透与挤压。一方面是朝廷的“重农轻商”，一方面是在政府支持下的“政商合一”，以商务为政治手段；一方面是闭关自守、日益衰落，一方面是野心勃勃、伺机扩张（所谓要建“黄俄罗斯”）。于是，包括谢尔盖、伊万、康达科夫在内的沙俄商贾（或政客），也就自恃国强而长驱直入、为所欲为。可大盛魁则只能时时提防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各种打击或暗算。在这里，很容易让人想起一句穷邦自慰之言，那就是“弱国无外交”。其实，何止是“外交”？即使是商务交道，也不可能是平等公正的。当然，因了大盛魁是民间商务集团的缘故，也就有了既抗争又笼络的双重性，甚至是某种相互勾结的“沆瀣一气”，譬如大掌柜与海康达科夫所实施的那桩走私大买卖。顺便说一句，这笔走私生意之所以历尽惊险，差一点儿祸及大盛魁的根基，表面的原因似乎在官府，可暗中的导火索却在“圈内反对派”的作梗（告密）。不过，鉴于大盛魁与官府、与朝廷内线的密切关系，“走私案”终于化险为夷。
在这部小说中，“走私案”所触发的各种纠葛，仅仅是一种总爆发——其中透露的矛盾，在这总爆发之前或之后就一直发生着或依然延续着。我们不难看到，唯利是图的财东（史耀、史靖仁）与窥伺大掌柜交椅的祁掌柜是如何狼狈为奸、如何阴谋颠覆大盛魁总号的；同时也看到，总号的掌柜核心是如何利用矛盾、抓住时机而各个击破的。至于小说中的关于大盛魁与官府（或朝廷将军）的奇异关系的描写，更是极为独特精妙的一笔。其中的描写不无荒唐的色彩，甚至充满了对迂腐官吏的嘲弄，但又是接近历史的——不仅为腐败无能的政治作出了生动形象的诠释，也为“商”与“官”的相互勾结或相互利用，亮出了一道富有现实感的精彩风景。虽说官府朝廷因根深蒂固的“重农轻商”而不可救药，况且岌岌可危的统治者们也无力顾及诸如大盛魁之类的民间商贾的利益，但“唯利是图”却是末世官吏们的本能，而且显得更贪婪——大盛魁别无更高超的伎俩，除了处心积虑、吃苦耐劳，便是“战无不胜”的钱财笼络了。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也是一个任凭心计与勇气即可横行天下的时代。因了钱财的笼络，大盛魁可以使“道台”乃至“将军”甘心情愿地为之劳神操心，为之“办实事”，且做到“侠胆义肝表里如一”。这是时代的悲哀，却是大盛魁的幸运。末世之风中的大盛魁之所以仍能维护不溃的傲态，其原因也只能是占尽了这种可悲哀的过去。当然，此间的状态也仅仅是维护而已，因为坍塌业已成为一种“大势”。何谓“势”？力也，流动之气也。若以一“大”字冠之，那就更是无可逆转了。显然，这就是《大盛魁商号》以小说方式讲述的历史，而今天的中国人则与这一截历史存有脐带般的血脉关系，至少可以说，它曾是我们的摇篮——那是发育商业文明的摇篮，那是浸透先人血泪的摇篮，那是沉积生命过程及人性呼号的摇篮……我想，最忘却不了的是人。大掌柜、郦先生、祁掌柜、古海……都是一些给人留下很深印象的人物。在他们的性格中，有独特的气质内容，以及那种只有中国商贾才可能具备的行为方式或洞观人世的眼光。他们敬业勘勉，吃得下大苦，做得了大事；他们恪守规范，肯于约束自己；他们意志坚强，遇险不惊……多年的滚打锤炼，养成了丰富的经验与可靠的判断力，以及与此相关的狡诈品性，特别是因了拼搏争斗的激烈多变，也使他们在世态的冷酷中凭添了几分处事的无情，甚至变成另一种意义上的人。譬如，大掌柜为了大盛魁眼前的或以后的利益，可以杀人灭口，可以把忠心耿耿的海仲臣送入地狱；又如，祁掌柜为了尽早坐上大盛魁第一把交椅，可以与利欲熏心的财东们结成一条战线，可以阴险无耻地向官府告发大盛魁的“暗房子”秘密勾当，或者说，只要合目的性，便可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与祁掌柜“搭档”的史耀、史靖仁父子，虽然落墨不多，但人物的无德无才，却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他们仅是沿袭祖荫，可又贪得无厌，于是只能依仗玩弄诡计的途径来满足自己的私欲。类似于史耀、史靖仁这样的人物，不仅历史上屡见不鲜，而且在今天五光十色的生活潮流中，他们的面孔也并不显得陌生。财东与掌柜的矛盾，虽然表现为钱财的计较，但实际的容量要比钱财之间的冲突丰富厚实得多：它同样是“社会转型期”的一种动荡，一种首先发生在经济结构内部的摇晃，或一种特定生存环境下的人性过程。
命定的倾覆（4）
与史耀、史靖仁父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为小说主角之一的古海及其父母亲。先说古海——他是贫寒子弟，机敏而又懂得发愤；他没有其他出路，只有勤恳忠诚地从最底层做起。他做得很成功，环境为他提供了一座又一座展示才能的舞台。尽管他苦熬九载而招来横祸，但可以相信，“开销”并不是最终的结局。他已经练就了大盛魁掌柜的身手，东山再起仅仅是迟早的事。在《大盛魁商号》中，古海是学徒，或因了他是“初试锋芒”的缘故，所以也不可能如大掌柜一般呼风唤雨，或如郦先生那样举足轻重，但他在小说构造中的地位及艺术作用，却绝不亚于其他人物，哪怕是极见性格的重要人物。他是旁观者，又是直接的参与者。他的存在便是小说。离开了他的“故事”，也就等于从结构上消解了小说的“故事”。他既是小说的重要人物，又是小说的重要线索。可以说，一旦失却古海，也就意味着小说的全面崩坍。古海作为小说中的贯穿性人物，其重要性还表现在：作品对于这个并不惊心动魄的人物的精心刻画，同时也意味着是对其他人物性格的塑造或逐步完成，譬如对于大掌柜。《大盛魁商号》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最值得一提的，则是小说以生动沉着的笔触塑造了大掌柜这样一个19世纪中叶的富有末世特色的中国商贾形象——大掌柜的形象，同样也离不开古海所起到的艺术作用：就阅读印象而言，我们在感受古海时，经常可以感受到大掌柜的存在，尽管大掌柜并没有出场。大掌柜是一个商贾形象，同时又是一种彼时彼世的精神形象。显而易见，小说也没有把他作为纯粹的商贾来刻画。大掌柜苦心经营几十年，倚仗自己的实力、谋略，以及谁也不可忽视的影响，致使自己的精神无处不在，上至官府朝廷，下至所属掌柜。他对学徒们的铸造，便是其精神的一种再现或重塑。古海九年苦熬，大掌柜便是他朝圣与接受的精神形象。这是一种过程，一种可以被称为生存状态的“人的过程”。当然，也是一种创造性地承袭与重显大掌柜精神的过程。《大盛魁商号》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古海精神成长过程的不动声色的揭示。在这里，既不是歌颂，也不是鞭挞；《大盛魁商号》只是以小说的方式，对一截历史或对一种“人的过程”作了属于作家自己的穿透与展现。自农而商、从商而溃，其中构成了一种特定社会背景下的极其无奈的历史循环。大盛魁的掌柜们清一色地来自农业社会（也只可能来自农业社会），而这种社会角色的转变，无疑可以造就小说传达极富意味的契机。就《大盛魁商号》而言，古海是最具这一角色特征的人物。他从山西祁县到塞外商贸集城归化，其自身就是这种角色转变的体现者；不仅如此，他还是一座寓意之间的桥梁：由于他的存在，才可能勾连农业社会与商业社会之间的那种有机联系，才可能把农民的梦想，并连带着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乃至造房建屋之类的追求统统推到读者的面前。小说对于古海父亲古静轩（也包括古海娘、古海妻、张婶等）的描写，很有效地强化了作品的深度或厚度。不管有意无意，我们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