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谒接�1 月23 日通过的最后报告中，对法国的有限进攻（即“痛击”计划）被规定在8月份实施，那么“围歼”计划就肯定要到下一年了，除非德国在年内崩溃。从这一点上来说，卡萨布兰卡会议所达成的协议意义实在很有限，无怪有人说这次折磨人的难产会议，“最后只生下了个西西里小耗子”。
罗、丘二人对会议结果虽不象他们所期望的那样感到满意，但两国军方毕竟在基本战略上取得了一致，这本身就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兴奋之余，两人于24 日中午在烟迷翠黛、奇葩争艳的花园里联合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摆出一副精诚团结的架式。
罗斯福面对大约50 名席地而伞的战地记者情绪高昂，口若悬河。讲着讲着，他心血来潮，当众宣布：“消灭德意日的战争力量就是要它们无条件投降。那意味着未来世界和平得到合理的保证。这并不意味着要消灭德意日的人口，但它的确意味着消灭这些国家用以征服和奴役别国人民为基础的哲学。”
听到这里，记者们兴奋地欢呼起来，但坐在一旁的丘吉尔却大为惊讶和不快。让轴心国无条件投降他不反对，但总得事先和他商量一下吧。
记者招待会后，他们俩前往马拉喀什。尘沙蒙蒙的公路上，美国士兵列队肃立，战斗机在空中掠过。在马拉喀什，美国驻阿尔及尔副领事肯厄思·彭德设晚宴热情款待了他们。席间献筹交错，载歌载舞，好不热闹。
第二天早上，罗斯福来向丘吉尔道别，发现他还躺在被窝里。丘吉尔赶忙起身，穿着拖鞋送罗斯福去机场他看着罗斯福被人抬进机舱，心里一阵难过，低声对彭德说：“如果这位伟人出什么事，我无法承受，走吧：彭德。我们回去吧。我不忍看他们起飞。”
人走会散，接下来又面临着如何向斯大林交待的问题。罗、已二人自知理亏，因此在联名写给斯大林的信中吞吞吐吐、含糊其词，只是笼统他说，他们已决定在可能的最早时间在地中海发动大规模的两栖作战，同时，“准
备在切实可行的最早日期重行进入欧洲大陆”。斯大林看出这里面有诈，回信说：“据我理解，你们所通过的有关德国的决定，乃是一项任务，即以1943年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击败德国。因此，如能将这一方面具体拟订的作战计划及预定实施此一计划的日期见告，我将表示感谢。”
见瞒不过斯大林，丘吉尔只好全盘托出，说盟国正尽一切力量为8、9月间进军欧洲大陆加紧准备，但能否如期实现，要视德军当时在海峡对面的防御状况而定，当然还有诸如天气、船只、兵力等方面的因素。
但斯大林继续装傻，回信说8、9 月份太晚了，“目前的形势需要以最快的速度来推进计划中的这一行动，即在大大早于你所指出的日期，开辟西方第二战场。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必须在春季或夏初，而不要等到下半年才在西线对敌人发动进攻，这是极端重要的。”否则，敌人就会再次恢复元气，卷土重来。
丘吉尔不耐烦了，心说这个家伙到底是真不明白还是装不明白，我先不理他。拖了快一个月，他才以不能再明白的口气让斯大林彻底死了那份心：“说实话，我们的计划每星期都在变。如果敌人没有削弱，以居于劣势和人数不足的军队作不成功的进攻，只会导致一场惨败，而给敌人带来一次巨大胜利。”
现在全清楚了，别说春季夏初，就是8、9 月也保证不了。斯大林愤愤不平：他们今年的行动看来只在地中海，因为那里才是他们的真正利益之所在。至于俄国怎么样，他们才不管呢。什么等敌人削弱之后再说，这敌人恐怕也包括我吧。真是厚颜无耻，毫不掩饰他们坐山观虎斗的心态。气愤之余，他不客气地指责道：别拿西西里战役来搪塞我，它无论如何不能代替法国的第二战场。他提醒罗斯福：“你和丘吉尔先生都曾认为早在1942 年，无论如何至迟在今年春季开辟第二战场是可能的，这样做是有充分根据的。。。从我们共同事业的利益出发，我认为有必要坚定不移地预先指明继续拖延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严重危险性。因此，无论是你，还是丘吉尔在回答关于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问题时的含糊其词，都使我不安，对此我不能保持沉默。”
你不沉默，我沉默。你说你的，我干我的。4 月15 日，丘吉尔指示参谋长委员会：延缓“包列罗”计划的进度，时间以1944 年而非1943 年为目标。
“三叉戟”与“四分仪”
这是丘吉尔为1943 年的两次英美首脑会议起的两个代号。丘吉尔喜欢玩这种游戏，什么“阿卡迪亚”、“象征”、“三叉戟”、“四分仪”、“六分仪”、“发现”、“终点站”，都是他杜撰出来的。
丘吉尔把他即将与罗斯福在华盛顿的第三次会晤命名为“三叉戟”可谓用心良苦、意有所指。自去年他突发奇念，把希特勒的欧洲想象成一条大鳄鱼以来，他越发对他的发明着迷，念念不忘那柔软的下腹部。这里虽然距离愕鱼致命的心脏较远，但击这里比击它的头部要安全得多。击这里即使不能很快要它的命，但只要不断痛击并刺破它的肚皮，它也会因慢慢流血而逐渐衰弱，直至死亡。他要想法使美国人承认他的发明。
在5 月初一个雾气茫茫的早晨，丘吉尔率领一个由100 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登上停泊在苏格兰克莱德河口的“玛丽王后”号。该船原是一艘大型豪华邮轮，后来被改装成运兵船。丘吉尔决定乘“玛丽王后”号时，她正在装从北非俘获的5000 名德国战俘，准备运他们到美国去关押。船长获知将有重要人物同行后，急忙指挥手下人把上甲板的两个主要舱面加以封闭，与其他舱面完全隔离，并恢复了高级舱房的舒适设备。那5000 名战俘被安置在严密看守的底舱里。
为了迷惑敌人，保安人员在船的四周贴了许多用荷兰文写的布告，暗示荷兰女王威廉明娜要乘这艘船去美国。另外，船上的过道修了许多可供轮椅通行的斜坡，好让人们制造谣言，说罗斯福总统将在该船返航时乘她来英国。丘吉尔相信：“谣言愈多愈安全”。
这一行人阵容庞大，有海军部第一次官（相当于海军参谋长）庞德元帅、东方舰队总司令萨默维尔上将、帝国总参谋长布鲁克上将，驻印英军总司令韦维尔上将、空军参谋长波特尔上将、丘吉尔的参谋长伊斯梅中将，还有哈里曼、比弗布鲁克及其他各类参谋和计划人员。船上布置了办公室、会议室、地图室，通讯室等，简直就是一个作战司令部。
在6 天的航程中，参谋长们每天都开会，研究对策，然后到丘吉尔那里作汇报、听指示。丘吉尔乐于坐船慢悠悠地旅行，所以整天兴高彩烈，除了与参谋长们碰头外，剩下的时间便是同哈里曼和比弗布鲁克聊天、打牌。途中，传来盟军已攻占比塞大和突尼斯城的消息，丘吉尔兴奋地冲出舱房，向三个站岗的皇家海军陆战队士兵大叫：“有好消息，你们听到了吗？我们的部队攻占了突尼斯！”
5 月11 日上午，“玛丽王后”号在蒙蒙细雨中徐徐驶人纽约港。霍普金斯在那里迎接了这一行人，随后陪同他们乘火车前往华盛顿。布鲁克从阴沉的天气中似乎看到了不祥之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并不期待这次会议，事实上我一想到它就讨厌。”他深知此行困难重重，前途未卜。美国人肯定不会再象卡萨布兰卡会议上那样上英国人的圈套，实际上他们把那次会议看作是他们的一次失败，正想找个机会发动一次反击。他们吸取了前次准备不足、内部分裂的教训，下决心要挽回面子，改变受人摆布的被动局面。5 月8 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与总统结成攻守同盟，发誓要“逼迫英国人承担尽可能快地做好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欧洲的准备工作，并在1944 年春开始这一战役的任务”。
5 月12 日下午，双方在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罗斯福祝完辞后，丘吉尔便长篇大套他讲了起来。他仍然采用他那多次奏效的迂回战术：
“我刚刚得到消息说，轴心国25 万军队在突尼斯已向盟军投降。这不禁使我想起一年前也是在这间屋子里，当传来图卜鲁格失陷的可怕消息时，马歇尔将军如何毫不犹豫地拿出他心爱的300 辆坦克支援我军。那是一幅多么动人的情景啊！没有你们的精诚合作，就不会有今天的胜利。”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