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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了胆。他们丢枪卸甲，连滚带爬地退下山去。许久，待明白是虚惊一场后，才又气哼哼地再次冲上山。
“冲啊！先冲上去的有赏啊！后退不前的军法从事……”敌军官在后面挥动着手枪，连威胁带利诱地强逼着敌人再次发起进攻。可是敌人刚一露头，便又遭到红军的迎头痛击，敌人又屁滚尿流地缩了回去。
一次、二次、三次……随着敌人的一次次进攻，山坡上堆满了敌人的尸体，可是山上有限的子弹已经快用光了，红军官兵就把堆掩体用的石头当武器，等敌人靠近时，就用石头砸。
敌人发现红军的弹药快用光了，便更加猖狂起来，后面督战的军官大喊着：“红军的子弹已经打光了，他们只能用石头，不要怕，快往上冲啊！”
敌人的攻势更猛了，激战到下午4时，攻上山口的敌人一次比一次增多。
眼看井冈山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了。
正在这时，有几位战士把山下茨坪机械厂刚刚修理好的一门迫击炮抬上了山。由于敌人从黄洋界进攻，封锁了山口，这几位红军战士是从别的小路绕道上山的。
朱团长一看关键时刻多了一门炮，自然十分高兴，可是当他发现只有3发炮弹，一颗刚刚松弛的心又揪了起来。
在朱团长的指挥下，迫击炮安放在团指挥所门口。炮手安好支架，竖好炮筒，向着攻山敌人最密集的地方瞄准，测好方位距离后，朱团长果断地挥了下手臂：“放！”
炮手把一枚迫击炮弹塞进炮筒，接着紧紧捂起耳朵。可是停了一会儿，一点动静都没有，原来这是一发臭弹。
炮手小心翼翼地将炮弹退出膛，又装上一发。谁知这一发又是臭弹。
还剩最后一发炮弹了，朱团长说：“不能打登山的敌人了，要打山下的指挥所，反正成不成就这最后一发炮弹了。”
按照朱团长的命令，最后一发炮弹瞄准了山下的敌人指挥所。
“放！”随着朱团长一声命令，炮手将炮弹装进炮筒。
“轰”地一声，这最后一发炮弹不但响了，而且准确命中了敌指挥所。攻山的敌人把指挥所设置在一个山腰子里，以为这儿安全。没想到红军的一炮正巧在山腰子里爆炸，把指挥所炸了个人仰马翻。
这一来敌人害怕了。这种迫击炮只有红军的主力老28团有，莫非到湖南去的主力部队都回山了？
第二天清晨，大雾散尽，山下静悄悄地，没有一丝声响，只有顽皮的猴子在树丛间蹦来荡去。
敌人在玩什么花招？朱团长派了几个战士摸下山去探听情况。不一会儿，他们兴高采烈地跑回来，原来敌人连夜悄悄地开溜了。
过了20多天，毛泽东率领红军主力部队回到了井冈山，当听完朱团长守山的汇报后，十分开心地笑了，当即填词一首：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于是，毛泽东这首《西江月·井冈山》，把“黄洋界上炮声隆”的故事，讲述到了今天。
“山大王”初识大炮的威力
井冈山山高林密，人烟稀少，是开展游击战的好地方。可当初这儿有两支土匪占据着山上的主要路口，毛泽东率领红军之所以能在山上站住脚，这其中还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这两股土匪，一股驻在山下宁岗茅坪一带，匪首叫袁文才；另一股驻在山上井冈茨坪一带，匪首叫王佐。这两个人虽然山上山下各霸一方，却是拜把子兄弟，有生死之交，一旦有情况，他们山上山下遥相呼应，倒也一直相安无事。
他们主要的生存方式就是“吊羊”，这“羊”是指土豪劣绅，所谓“吊”，就是瞅冷子将他们绑架起来做人质，然后让他们的家人拿钱来赎人。
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失败后的几百名红军，来到宁岗古城一带活动。他早就看好了井冈山这块能进能退、能打能藏的风水宝地，可这两股土匪已经占山为王了，不好强硬抢占，只有一个法子，就是将他们收编。
后来，毛泽东得知这位袁文才曾是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担任过“宁岗县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毛泽东便派当地党的负责人，一位叫龙超清的同志前去说服。
龙超清回来说：袁这些年吃亏吃怕了，有疑心，他眼下最缺的是枪，只要能给他一批武器，他一定会与红军合作。
毛泽东立时慷慨允诺：给袁文才108支钢枪。
袁文才得枪后大喜，立刻给红军送来600块大洋，还同意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收编了袁文才后，毛泽东又叫袁去做王佐的工作。
王佐这人早先是个本地的裁缝，30来岁年纪，个头不高，长得白白胖胖，两条眉毛浓黑，穿一身直贡缎的黑色短衣，腰间别一支新式驳壳枪，有一身好武艺。有一次十几个敌人把他包围在一个小院里，想吃他的闷鸡。他发现情况不妙时，敌人已经冲了进来。他来不及掏枪，便操起一条板凳，把冲过来的敌人打了个猝不及防，然后手持一根竹竿，“嗖”地一下撞开木窗，落到院里，没等敌人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便又“嗖”地一声撑出了院墙，逃出了敌人的重围。
现在，他知道山下来了一支叫中国工农红军的队伍，可不知道是干啥的。袁文才告诉他，红军也是和地主老财作对的，跟他们“劫富济贫”差不多，还告诉他红军给了他108支快枪。
王佐闻听此话吃了一惊。王佐在山上混了这么多年，总共也只搞到60多条枪，而且其中有不少是装火药的土枪，他手下的弟兄，两三个人才能摊到一支枪。红军一下子就敢给他们这么多枪，说明红军不想吃掉他们。
1927年10月24日，王佐和毛泽东在双马石第一次见面。
双马石是井冈山的一大景观，两块天然巨石，一上一下，叠压在一起，瑰奇万分。这里也是上山的五大哨口之一，山高林密，是伏兵的好地方。
王佐害怕红军使诈，悄悄在林中藏了伏兵。会晤时，看到毛泽东身材魁伟，态度亲切，待人和蔼，而且心地坦诚，随身只带了一个卫兵，立刻也就放下心来。
毛泽东长于言辞，说话极有说服力，他向王佐说了一番革命道理，还讲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最后毛泽东豪爽地说：“红军打土豪，同你们‘吊羊’是一回事，都是要革他们的命，造他们的反，你们需要枪，我们给，需要多少，报个数吧！”
毛泽东的这一番话，说得王佐一会儿激情喷涌，一会儿热血澎湃。当让他报数的时候，他迟疑再三不敢吐口，说少了怕失去机会，说多了怕人家不答应。正在迟疑不决的当儿，毛泽东似乎看透了王佐的心事，大度地说：“给你们70支快枪，够不够？”
乖乖，70支，王佐连做梦也没敢想，比他现有的全部家当还要多。王佐忘情地拉住毛泽东的手说：“好兄弟，走，我们上山……”
3天之后，即10月27日，毛泽东率领的红军正式上山落营扎寨。井冈山从此便成了中国红军的摇篮，最初的革命圣地。
安顿好部队后，毛泽东就带着部队下山了，去开辟茶陵一带的根据地。改造两支土匪队伍的任务，就交给了何长工同志，让他担任这支部队的党代表。
何长工喝过洋墨水，会讲法、俄等好几国语言，头脑灵活，能言善辩，毛泽东十分看重他，屡屡派遣他去从事重要的联络工作。
何长工知道，王佐的工作做得怎样，是直接关系到红军能否在井冈山上生存的大问题，因此，处事十分慎重。
刚上山时，王佐对他怀有疑心，让他成天呆在小半山的一间草房里，哪里都不让他去。何长工便顺水推舟，故意对什么军务也不管不问，闲来无事的时候，就经常到王佐家中坐坐，向他的母亲、哥哥、妻子讲一些革命道理和社会上的见闻，使他的亲人首先对何代表怀有好感。
接着，何长工发现王佐有三个交心的好朋友：袁文才、刁飞林、李克昌。每逢有什么大事，王佐必定同他们商量。于是何长工很快又和他们混得厮熟，并且取得了他们的信任。这样一来，王佐对何代表就另眼相看，有什么事也开始同何长工商量了。
但何长工知道，王佐的内心深处，对红军还是存有戒心的，生怕红军把他们吃掉。要清除他这种念头，只有帮他打一次大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