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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他回到住处时，已经月上中天了。在院中却听到大厅里一片热闹，却是初来乍到的六位十分兴奋，正围坐成一圈，喝茶吃果高谈阔论，不时爆出阵阵大笑。
沈默进去，众人起身相迎，他摆摆手，一边坐下一边笑道：“谈什么呢，这么开心？”
孙铤擦擦泪，笑道：“方才几位仁兄在讲他们乡试落榜的经历。”吴兑也笑道：“实在是有趣的紧，活该的紧。”他也落榜过，所以这样说并不过分。
沈默笑道：“文长兄那太长太短的典故我听过，不知还有谁的趣闻可听？”
吴兑笑道：“先说我的吧，那年科考，有道题目是《割不正不食》，这道大题讲的是夫子饮食之节，却比其余的大道理活泼许多，让人写起来也心情愉悦，忘乎所以……”
孙铤接过话头笑道：“君泽兄写完了文章，忽又添了几句道：“噫！予生也晚，未能与孔子同时，一食其所剩零头碎角之肉，岂不惜哉？””意思是，真是可惜我生晚了，要是能跟孔子一个时代，就可以吃他老人家割歪了、或没法割的那些肉了。
沈默先是一愣，旋即哈哈大笑道：“想不到君泽兄平日里一本正经，竟还是位冷面笑匠。”
吴兑懊丧道：“也怪我年少轻狂，为了这一笑，却又生生耽搁了三年。”吴兑字君泽。
边上一直笑着倾听的诸大绶道：“君泽兄，有些事情没法说。我倒是没轻狂，不也一样耽搁三年？”
诸大绶字端甫，沈默笑问道“端甫兄又是为何啊？”
诸大绶笑道：“说来都怪我自己，当时光想着好好作文，把腹中所学都发挥出来，便在答题中大量用典，然后便坏事了。”说着苦笑一声道：“我用了个词叫“颜苦孔卓”，结果考官不知出处，便批为“杜撰”，说我是自己编的，便不取。”
“那后来呢？”
“后来我拿到卷子，便向考官说明出处，考官回去一查，发现果然不是杜撰的，对我表示了很诚挚的歉意，不过桂榜已经公布，断无更改之理，我也只好再等三年了。”说着眨眨眼笑道：“沈兄大才，定然知道这四个字的出处了？”
“端甫兄考校小弟。”沈默呵呵笑道：“是不是杨雄的《法言》中的一句，“颜苦孔之卓之至也”？”
诸大绶点头笑道：“果然盛名之下无虚士，古人诚不欺我。”
众人纷纷笑起来，陶虞臣评价道：“若论才具，文长兄数第一；若论博学，端甫兄数第一，可要是比赛考试，你们都比不过拙言兄。”
“虞臣这话虽夸张，”沈默哈哈大笑道：“但我确实对考试钻研最深，颇有些心得，大家要不要听？”想赢得别人的信任，唯有坦诚；想赢得别人的敬重，还要有慷慨；想要赢得别人的景从，还要能给别人带来成功。
对于这些备考的士子来说，没有比考试经验更重要，更珍贵，更有用的了。所以沈默一这样说，便立刻得到最热切的回应，也就不着痕迹的接管了这个小团体的领导权。
“时候不早了，先回去睡觉吧。”沈默起身笑道：“咱们明天开始正式备考。”众人便结束谈话，各自回房间休息了。
如果要成为一个团体的领导，就必须习惯发号施令；当你习惯了被人发号施令，那么恭喜你……被领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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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次日起，这座环境优美的院子，变成了七位俊彦的学堂，上午他们会轮流讲述考试心得，或是对前一日每人的习文进行点评；下午他们或是会结伴出去，参加杭州当地的文会，听学里的名师讲课，或是在没有文会的时候，由沈默或诸大绶，这两位公认的高手出题目，大家作文，然后晚上点评。
虽然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但一帮年轻人凑在一起，本身就是件很快乐的事，所以没人觉着枯燥。反倒因为全是高手，互相之间相互较劲，谁都不愿被别人拉下太远，而一个个干劲十足，都觉着有了长足的进步。
自从六月开始，七人便在文会中连连夺魁，甚至一举包揽前七名，都算不得什么新闻了，渐渐的，便有了“绍兴七子”的名头，且越传越响，闻名东南士林……名声大了，很多士子，尤其是将要乡试的士子，便纷纷向他们求教。再加上这“七子”中本来就有徐渭、沈默这样的名人，许多人竟成了这绍兴七子的拥趸，七子去哪里会文，他们就跟着去哪里。
一时间，七人竟俨然有成为东南士林新锐旗帜之势。
第四卷 不为青史为苍生 第二四五章 秋闱之同考官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到了七月下，还有不到半个月，便该秋闱了。
各府的士子纷纷涌入杭州，省城内的客栈旅店，纷纷涨价几倍，却仍然无论近远贵贱，一概爆满。就这样，还有许多考生要借宿在民居内，当然价钱只贵不贱。
这时候走在街上，满眼都是戴方巾，穿直裰的读书人，要是不会说官话，话里不带“之乎者也”，你都不好意思开口说话。一时间满城拽文，酸气熏天，吃饺子都不用醋哉。
这时候举行的文会，规模自然大了很多，也有一些曾经取得极高名次的老前辈，会应巡抚、提学之邀，来登台授课，听课士子竟达千人之多，蔚为壮观。
当然这不是讲什么微言大义的时候，这种文会实际上是那些过来人，向考生传授经验的场所。从该如何准备赴考，到应试时的心得经验，都是深受考生欢迎的话题。
关于考试内容的讨论，自然是文会的重中之重。较之于童生试和岁考、科考，乡试的试题量和考试科目都大有拓展，许多第一次参加乡试的考生，往往不能适应其考试强度，身心崩溃，自此神神叨叨，终身再无中式希望。
所以考前一定要对考试的科目与形式充分了解，并做好完全的准备。其考试持续九天，共分三场，每场三天。其中八月初九日第一场，十二日第二场，十五日第三场。
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五经》义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要是答不完，允许各减一道，但也别指望会有好名次了。
第二场试论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语五条，诰、表、内、科一道。
第三场试经、史、策五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许减二道。
很显然，第一场四书五经，是为了测试考生对儒家经典的熟悉及认识程度。第二场是为了考察生员判别是非，撰写各种公文行政的能力。第三场，是为了考察生员们在古今政事方面的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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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套考试内容及规定，从洪武十七年复开科，便一直沿用至今。如果考官能严格对待三场的试卷，全面考察生员，无疑选拔出的举人，大都是有文化、有见识、有能力的行政人才。为了避免选出徒具文采之徒，太祖皇帝还将唐宋都十分重视的“试帖诗”取消。明确规定只考应用文，不考诗词歌赋。可见太祖皇帝和刘伯温制定科举细则时，确实是想为国家选出真正的实用之才。
但可惜的是，在实际阅卷过程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乡试阅卷是出了名地时间短。任务重。神人也不能保质保量地完成工作。
大明律规定。从八月十二头场试毕。便由主考官掣房签分卷。然后各房开始分头阅卷。而录取放榜地时间。不得晚于八月底。距开始阅卷时间不过十来日。再扣除中间酒席谈笑。真正阅卷时间不过三四日。
再加上两位主考官并不直接批卷。他们只是为六位同考官推荐上来地试卷把关。决定取与不取。所以全部地阅卷任务。都压在几位同考官身上。这在明初还勉强可以胜任。因为经过多年地战乱。人口锐减。读书人更少。比如说洪武四年。只有一千二百余人应浙江乡试。而时至今日。这个数字已经达到四千余人。
而且阅卷的工作量，不仅由试卷地数量决定，还需要看试卷的答题量。生平均在第一场要答两千两百多字，第二场三千五，第三场三千多字，三场共计近万字。
四千多万字地阅卷重任，全压在几位同考官身上，且对于这些试卷，他们必须做到字斟句酌，绝对不能像童生试与科考那样，一目十行、走马观花的批完了事。
因为乡试是国家的抡才大典，取中的举人便有资格做官了，其重要性便是提到国家兴亡的程度也不为过。所以为了保证阅卷质量，在公布录取名单之后，各省还需将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