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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苦笑道：“这怎么可能？除非我死了。”
胡蝶忙用手捂住了戴笠的口，嗔道：“乌鸦嘴！不许你乱说。委员长又怎么了？”
戴笠张开双臂，道：“来，不要想不高兴的事，世界是我们两人的，我们乐一乐……”
不巧毛万里、毛森从江山视察风水归来，由毛人凤领着，一同来神仙洞汇报。
戴笠的儿女情致立即又被关心自己命运的情绪所替代，他在胡蝶的额角亲了一口，道：“瑞，先办一点公事，等会儿……”
胡蝶本来正在兴头上，但也无可奈何，从鼻孔哼了一声，嘟着嘴离开了戴笠。
在戴笠的书房里，毛人凤、毛万里、毛森加上戴笠，四位江山人神情十分凝重。
毛万里和毛森相互推诿，见戴笠不耐烦了，毛万里才叙述这次回江山考察的经过：“我们回到江山，就立即按戴笠先生的吩咐找当地有名的风水先生。家乡真是个奇人异人云集、藏龙卧虎的地方，一说起风水经，各种神奇故事、掌故一个接一个。大家兴致很高，一同亲赴毛恺的出生地石门乡、柴大纪的出生地长台乡，凭‘罗盘’和风水先生的秘术对地理、风水进行勘察。为了稳重和准确，我不让他们碰头，把答案写在纸上，写上自己的名字，让各位各显神通，并告诉他们，谁勘察得最准确，戴先生将大大有赏。”
戴笠点头道：“嗯，这办法不错，结果怎么样了？”
毛万里叹道：“结果几乎完全一致。”
戴笠急了，追问道：“他们怎么说？”
毛万里犹豫片刻。
第四十六章 抗日尾声 争权夺利大忙活
毛万里道：“二十多位风水先生经过勘测，果有惊人之发现，原来江山县的地势南高北低，雨水一泻千里，难以蓄积，故穷山涸水，养不住大龙，大人物都难以善终……”
戴笠听罢，悲从中来，潸然泪下。众江山心腹会意，互望着起身离去。
戴笠不挽留同乡也不理胡蝶，胡蝶改变不了他的命运。他把自己关在内室，捧着头，冥思苦想，想到蒋介石对他的猜忌，宋美龄在幕后的怂恿，江山两位大人物的不得善终以及自己土旺缺水的命相……禁不住悲从中来，伤心地哭泣起来。
随着抗战胜利的临近，蒋介石在政策上和工作布置上，都作出了重大调整：一方面，对抗战采取避战观战的方针，以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另一方面，则在限共反共方面进行具体部署，把注意力和工作重心再次转向西北，把抗战前线的大部分兵力调往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围堵，对各战区的中共武装也都予以严密监视，伺机给予打击。
戴笠迅速理解了蒋介石的意图，公开对他的部下道：“西欧战场继北非战场后也取得胜利，即将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不论日本如何顽强，失败的命运是挽救不了的。现在中国的问题不是对外而是对内，对内是与共产党争天下的问题。共产党喊出‘百万屯军，百万屯粮’的口号，野心不小，不可小视。好在校长胸有成竹，早有准备，必操胜算。校长将策反任务交给我，我估计华北、东北的汉奸武装不会少于一百五十万人，东南、华中约有百万之余，华南约二十多万人，总计约三百万人，战斗力虽不强，但摇旗呐喊，也不失为一大力量。本局早已注意策略，实行曲线救国，等于将鱼养在池塘里，当下网的时候就撒网，当吃的时候就吃。我手上掌握的近二十万游击部队，受过美式训练和持有美械装备的已超过十万人。打算在将来反正的汉奸部队中挑选精兵二十万人，练成‘戚家军’一并奉送给胡宗南来统领打天下。”
然而，形势并非戴笠估计的那般乐观，由于美军的进攻势头越来越猛，日军在太平洋上的战略要地一个一个地丢失，海上交通线日益置于盟军舰队、潜艇和飞机的打击之下，因而在沿海的行动与补给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为此，日本大本营于1944年4月下旬，从河南境内的黄河北岸发动攻势，这是日军在中国大陆上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
这次作战地区从黄河到信阳区四百公里，从湖南岳阳到越南的谅山约一千四百公里，从衡阳到广州约六百公里。在这条约二千四百余公里的战线上，日军大约出动五十万人，十万匹战马，一万多辆汽车，一千五百门大炮，五十架作战飞机，而国民党当时虽有三百二十一个步兵师，二十二个骑兵师，号称六百万人，但是由于在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调整下，大部分国民党军队未有应战抗战的精神物质准备，在日军的打击下一溃千里，汤恩伯的四十万大军被打得落花流水。至12月10日，日本占领印度支那的部队与占领南宁的部队在中国边境的绥渌会师，完成了打通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
豫湘桂战役，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战场继淞沪会战之后的第二次战略大失败，其结果是国民党损失兵力六七十万人，丧失大小城市一百四十六个，国土二十万平方公里，使六千多万人民陷入日军奴役之下，七个航空基地、三十六个飞机场也陷入敌手。
1944年11月11日，广西重镇桂林、柳州相继沦陷。12月初，日军前锋直抵距贵阳仅一百多公里的重镇都匀。此时，因蒋介石不明日军的真正企图，整个山城为之摇动，以为日军有可能以打通大陆交通线做掩护，向重庆进军。蒋介石甚至作出了一旦贵阳不保，则退居西昌的打算。这时，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都在贵阳指挥作战，戴笠也匆忙赶到贵阳，一方面了解前线情况，一方面指挥军统人员及物资准备撤退。
戴笠刚到贵阳时，正赶上蒋介石从西北胡宗南处和驻印远征军抽调部队空运至贵州增援将到未到之时。贵阳城以空城迎战，处于一片恐慌气氛之中。何应钦紧张得直跺脚，他对戴笠说：“现在只要给我一个师，我也能抵挡一下呀！可是现在连一个团的人也调不来。”戴笠看到形势实在紧张，也急得没有了主意，只得一方面把西南地区的军警部队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临时战斗指挥部，准备在危急时投入战斗，并动员大家做好“保卫大重庆”和“必要时撤往西昌继续抗日”的准备。另一方面，命令局本部总务处长沈醉集中了一千多辆美国援助的十轮大卡车，把军统在贵州各地的物资、器材抢运过乌江。军统的物资运送完后，又指令沈醉帮助其他单位抢运。同时，戴笠还命令周养浩把息烽营的一部分政治犯押过乌江，另有一些中共党员则予以就地枪毙。直到12月5日，日军不明中国军队虚实，主动后撤，戴笠才松了一口气，并与何应钦、汤恩伯等人庆祝所谓“黔南大捷”，以欺骗国内外舆论。
1945年初，军统经济专家邓葆光通过对日本经济的深入研究，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判断，认为日本人发动的这场战争将支撑不到1945年底。经过统计，邓葆光认为，随着美军在太平洋上的攻势越来越猛，封锁线越来越严密，日本经济在1945年必将完全枯竭崩溃。戴笠对邓葆光的这个大胆论断十分赞赏，他相信，如果没有钢铁，没有石油、橡胶、粮食、棉纱以及大批战略物资，是无法维持一场高消耗的现代战争的。
形势的发展很快证实了邓葆光的判断。4月，希特勒自杀，苏军攻克柏林；5月，德国无条件投降；6月，美军攻克冲绳，日本本土的最后一个堡垒失守，“太阳之国”的国土已完全暴露在盟军的火力打击之下。与此同时，美英苏三国正在积极筹备波茨坦会议，斯大林应美国政府的要求，按雅尔塔会议协定，正在积极向东线增兵，准备参加对日作战。形势的发展，既出乎戴笠的意料，又使他感到振奋不已。他觉得形势已到了关键时期，此时一步走错，必给全局带来被动，最要紧的就是要把握时机，捷足先登，抢先一步进入南京、上海等中心大城市接收，掌握主动权，为自己在战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为了稳定控制东南沿海地区的接收局面，不让异军插手，戴笠将自己的计划向蒋介石报告后，立即指示军统有关方面抓紧时机进行准备，并决定于6月下旬出发。为了随时委任汉奸伪军帮助接收时的职务，仅军委会的空白委任令就达一百多张，盖有军统局公章的公文纸有五百多张，随同前往东海接收的人员和警卫达一百余人，并有负责人事工作的大特务龚仙舫随行，一行人分乘大小汽车十余辆。这次赴东南地区接收，因有梅乐斯、杜月笙同行，故戴笠在行前，反复与梅乐斯、杜月笙洽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