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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刚刚获得的政治优势迅速落实到对中共权力结构的组织配置方面。1938年11月5—6日，毛借周恩来携其给蒋介石亲笔信赶赴武汉，王明、博古赴汉参加国民参政会而未能出席六中全会闭幕式之机会，乘机对王明等的“阶级投降主义”进行猛烈的抨击，借以冲淡和挽回其在《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对王明等观点的妥协。会议后又以武汉失守为理由，撤销长江局，缩小其后继机关南方局的权限，继而以“工作需要”之名，调王明回延安，将其置于自己密切的监护之下；复正式委任康生为中共社会部部长，使康生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共的叶若夫兼贝利亚；继之，再派刘少奇去中原，以箝制和着手分阶段解决项英和新四军问题；最后，大力扶植与留苏派毫无渊源的高岗，将高岗树为陕北党和红军的旗帜，以巩固中央后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召开，终使毛正式成为党的领袖。会后，毛开始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此时的书记处类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势既造成，其威乃现，一度与王明密切合作的周恩来旋即离王而去。对于周恩来的翩然而归，毛当然求之不得，周之杰出才干和欲易国民党天下之共同需要，使毛与周再次走到一起。
（三）
从1935—1938年，经过4年的艰辛努力，其间虽有曲折和暂时的失意，毛毕竟在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大道上一路凯歌行进，到了1938年底，毛己将中共军权、党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然而，仍有一件事使毛如骨刺在喉，须臾不得安宁——这就是毛还未获得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中共理论和思想宣传部门仍控制在留苏派的手中。
解释权——给词语下定义的权力，这是人类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在共产党内，解释权则尤其重要。谁获得对马列经典的解释权，谁就控制了党的意识，换言之，即使拥有军权和党权，若无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支持，对党和军权的控制也难持久。解释之重要，不纯取决于词语本身的内容及其意义，更在于词语与现实的联系，以及词语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长期以来，在留苏派的经营下，俄化概念在中共党内早造成一特有的精神气质和浓厚的亲苏气氛，成为笼罩在党之上、阻遏一切创新精神的沉重低气压，王明、洛甫等不仅凭藉这种氛围扶摇直上，且沾沾自喜，俨然以圣杯看守人和弘法大师自居，将一切独创思想均视为旁门左道而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毛对此除了愤慨而亳无办法，彼等出自莫斯科正宗嫡传，在他们的眼中，自己的那一套岂只是离经叛道的“狭隘经验主义”，简直就是难登马列之堂奥的“野路子”。
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的毛决意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且一鸣必求一言九鼎之效，使其政治对手就此噤口。还在1910年，当毛还是湘乡东山学堂学生时，他就借一首“咏蛙”诗而明其心志：
“独坐池塘如虎据，缘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而在毛己初建其大业之后，他就更不能容忍中共党内还存有的那种精神指导系统。素怀“传教”之志、兼有办事之才的毛，对自己及对手之特长均有极其清晰的了悟，他深知目前自己之优势非在于此——马列经典读得毕竟比那些洋学生少；但毛又极具自信，他之基于对中国历史及其文化传统深刻洞悉和体认，而对马列几个重要概念的融汇，在其实际功用价值上远胜于那些食洋不化的迂腐书生的纸上谈兵。当然，毛作为“策略大师”，更知道如何区分在掌握实际权力与精神指导权力之间的轻重缓急关系。1935—1938年，毛既是顺其自然，又是自觉促成，对洛甫领导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并不表示任何异议。毛的当务之急是将留苏派从权力核心地带引开，先巩固军权，进而夺取党权。毛很清楚，一旦有了军权和党权，再获取意识形态解释权乃水到渠成。毛也要让自己的政治对手彻底明白，究竟谁是真正的大英雄和大手笔。在毛看来，留苏派“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其胸中茫然无有”，仅是凭藉莫斯科的栽培，先控制意识形态，继而夺取了党权和军权。毛却要反其道而行之，凭其个人的意志和智慧先掌握军权和党权，最后攻占意识形态阵地。
1938年10月，当毛己先学了一批马列著作和斯大林主义的解释课本——米丁、爱森堡的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之后，毛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讲台上向全党发出开展“学习运动”的号召。
学什么？一言以蔽之，学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之产物：毛的新概念以及毛的态度和工作方法。可是当时既无“毛泽东思想”这一正式概念，又不便在斯大林远距离观察下直接鼓吹毛的新贡献，况且，毛也难于将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毛真正陷入到欲语又止的境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学习运动”之展开，竟使得六中全会之后颇感失落、压抑、反被毛圈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和中央统战部几间窑洞里度日子的王明有枯木逢春之感。王明似乎感到施展自己马列才华的机会再次来临，竟然四处报告，居然受到延安各机关、学校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
王明之风头仍健，其实并无任何意外。六中全会之后，王明仍是书记处和政治局成员。更重要的是，毛在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包含了王明的大量政治观点，毛为了向斯大林显示其政治忠诚以及为了扩大中共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影响，通权达变，比王明更积极地主张加强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毛甚至提出中共可以集体加人国民党，并“将加入党员之名单提交国民党的领导机关”的正式建议。（毛以后拒不将《论新阶段》收入《毛泽东选集》）。六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也是由王明代表政治局起草，至于毛有关加强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观点只是闪烁于政治报告中，与其主旋律并不协调。六中全会后，王明只是感到在政治上的失势，而无意识形态受挫之感。
毛对王明等的大出风头一时也无可奈何。站在共产党的角度，“学习运动”不学马列又学什么呢？于是毛泽东眼看着马克思著作在延安一本本翻译出版，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如饥似渴研读原典，只能更加反感那些控制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的“学阀”、“党阀”对“学习运动”的别有用心的误导。
其实，1938年后毛在中共意识形态所占空间己大幅增进，掌管党的理论和宣传工作的洛甫主动给毛让出了最重要的权力：据当时洛甫的副手吴黎平（即昊亮平）回忆，六中全会后，中央内部已有规定，凡在延安发表重要文章（《解放周刊》、《共产党人》）一概须经毛事先审阅批准，而毛的讲话、文稿莫不刊登在党刊之首要位置。
然而毛所要求意识形态部门的决不仅是这些，他的终极目标是改变中共气质。他要实现对意识形态的全部占领——包括控制和超越于控制之上的完全占有。将毛文章放在头版头条，或使毛拥有审稿权，并不能立时改变中共党内早己固定化的那种以俄为师的精神气氛，毛所要打破的正是在他个人与由洛甫等营造的气氛之间所存在的那种隔离状态，这种隔离状态与毛亳无亲和性，却能制造无数“又臭又长”充满腐气的“党八股”，且使留苏派从容操纵全党的精神信仰系统。在这堵巨大的精神壁垒面前，毛氏新概念和新文体根本无从普及和推广，更遑论取其地位而代之！
然而这一切之于历经无数风浪的毛，又实在算不了什么。
1938—1941年，毛为夺取意识形态解释权，巩固并扩大其在党和军队内的基础，开展了一系列新的活动。
首先，毛起用陈伯达和胡乔木作为自己的理论助手。陈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他擅长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古代哲学概念，这有助于毛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理论化和系统化。至于胡，毛看重他走笔成章的文字表达能力和他领导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经验。
其次，为配合正在形成的以毛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