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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一片“持续跃进”的欢呼声中，1960年3月江苏省委召开了六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对江苏省各级干部的动员会。专程赶至南京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号召与会干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没有底，干劲越鼓越足，上游越争越上，越多快好省，越来就越多快好省。”为了给各级干部“鼓干劲”，柯庆施更加语出惊人：“今年‘越’，明年再加上一个‘越’，是‘越越’，后年再加上一个‘越’，是‘越越越’。总路线为什么会万岁？就是因为年年有个‘越’字。”⑤听到了柯庆施的报告后，与会干部纷纷表示拥护。他们称赞道：柯的报告“既通俗，又深刻，是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化”，“亲切深刻，击中要害”，是一次‘大开寂’”。⑥这次会议结束后，江苏省的“持续跃进”果然出现了一个新高潮。
新高潮的重要标志之一即是在全省大规模地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在北京的指示下，专门成立了江苏省委城市人民公社办公室，以布署引导全省运动的进行。
与农村相比，城市中存在着多种阶层，社会结构比农村更为复杂。针对这种情况，江苏省委认为，快速实现城市人民公社的关键在于首先要坚持“政治挂帅”，做通居民的思想工作。在省委的指导下，江苏省的各种报纸、广播广泛地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在这类宣传报道中，对于不愿入社者，轻则称之为“落后分子”，重则冠之以“右倾分子”的帽子。在进行普遍宣传的同时，还重点就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问题举办大辩论，这类“大辩论”的主要内容就是批判各种对城市人民公社的“错误思想”和“反动言论”。密集的宣传终于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仅用一个多月，江苏省十个市，就“规划建立了45个城市人民公社。”⑦根据江苏省委城市人民公社办公室的调查，70％多的城市居民积极拥护公社的成立，其中主要是“工人、干部和劳动人民以及他们的家属”。⑧由于社员入社须将个人财产转为公有，而他们并无多少私人财产，入社不仅不会给自身的利益带来实际上的损害，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会因财产公有而使自己从中受益，因此他们对于公社的建立“欢欣鼓舞”，甚至有人还热情歌颂———“毛主席给我们办了许多好事，现在又给我们办人民公社，我们一定永远听您的话，永远跟您走。”⑨对参加城市人民公社抱消极态度的人群多为“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家属”。①各级干部动员他们捐出个人存款、房屋、家具，对公社企业进行投资……。在这种强制性的政策面前，他们只好采取变通方式———到市场上抢购如手表、收音机等物品———以尽可能地维护自己的财产。无独有偶，比邻江苏的上海也出现了类似现象：“上海一些人向银行提取大量存款，商店里的手表、金刚钻戒指迅速脱销”。②
对“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的批判推动了城市人民公社建立的步伐，各地党政领导都十分重视以国营工厂为支柱建构的城市人民公社。南通市即以国营工厂为中心建立了六个城市人民公社。文教单位也不甘人后。南京大学领导提出要建成“南京大学人民公社”，“实行全校师生吃饭不要钱，在三五年内建成共产主义大学。”③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则组织居民成立以街道为中心的人民公社。城市居民则“对号入座”，选择加入不同类型的人民公社。4、5两个月间，各地纷纷挂牌宣布成立区一级城市人民公社。
随着城市的人民公社化，城市开始了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在这一过程中，空想的乌托邦逐渐融于现实生活之中，整个社会都处于这种亢奋的“实现共产主义”的气氛之中。
这在以下四个方面显得尤为明显：
第一，在人民基本生活方面，城市人民公社实现了生活集体化。公共食堂、集体就餐最能突出说明这一点。公共食堂既是“巩固社会主义的阵地”，又被视为新生活的桥头堡。于是各种宣传工具奉命开足马力，反复告诫群众“食堂是干不干社会主义的分水岭”。公社领导则组织社员大办公共食堂。“至4月下旬，仅南京市玄武区办起各类食堂454个，平均每个居委会有两三个居委会食堂，四五个院落食堂，搭伙人数达52，927人，占应搭伙人数的72％。”④据统计，截止4月底，江苏十个城市共“建立了九千三百多个食堂。就餐人数一百七十一万五千多人。”⑤与农村农民公社一样，公共食堂成了城市人民公社的一大象征。
第二，在集体福利方面，为了显示共产主义是“人间天堂”，各个城市人民公社掀起了大办托儿所、幼儿园、服务站、敬老院的运动。然而并不是任何符合条件的社员都能从中获益的。因为集体福利的分派也要体现阶级优先与阶级差别的原则。南京市白下人民公社的敬老院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白下区建成白下人民公社后，将原先办的敬老院划归下属的分社管理。上级指示白下区人民公社，出身劳动人民的孤老可进敬老院养老；至于非劳动人民出身的孤老不应进敬老院，而应由公社组织教养院教养。⑥
第三，城市人民公社大力开展各种形式的工业生产组织。工业生产离不开工厂，建设工厂本非一朝一夕之功，但在一片跃进的火热形势下，什么人间奇迹都可创造。依靠“小土群”的方法，公社工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这些工厂与原先的街道办工厂被看做是城市人民公社工业的支柱。北京对这些工厂寄予厚望，称它们为“工业战线上的一支新生的力量”。
在制定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时，国家计委更是要求它们达到产值增长一倍的目标，实现产值四十亿。⑦为了响应中央的号召，江苏各地社办工厂，充分发挥“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配合同时开展的技术革新运动，“大闹技术革命”。“新技术”与“尖端产品”从社办工厂中不断涌现，产值也是屡创新高。当时的报道宣称，江苏省的社办工业和街道工业仅用一个季度就达到了产值七亿元。①但是和一些国营大中型企业相比，社办工厂工人的工资水平普遍较低。白下区社办工厂的一些复员军人因此而“产生了攀比思想，有的甚至不安心于生产和工作。”②
第四，在妇女解放方面，公社积极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被“解放”的妇女被安排参加各项工作，从而实现了“变消费者为生产者”。据当时的报导，“许多妇女反映：成立了公社，参加了劳动，家庭不知增加了多少温暖，邻里之间也大大加强了团结。”③
三
城市人民公社使城市居民的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工作有工厂，吃饭有食堂”，一时间人们似乎已生活在一种类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中了。尽管毛泽东曾说过在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进程中，“那里将会逐渐没有政权”④，可那只属于未来。就现在而言，无产阶级专政仍然体现在生活中的诸多方面。
在公社化前，党和国家已建立并完善起一整套对城市领导的体制。各种命令通过区一级政府下达给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再由它们在居民中广为传达。公社化后，原区一级政府改为“人民公社”，另成立“分社”，作为“公社”的下级单位。与原先的街道办和居委会相比，分社的管辖范围大为扩大，平均管辖人数可达10000人左右。新的形势呼唤着新的体制，为了“便于集中领导”，南京市白下人民公社下属的王老村分社干脆撤消街道办，将几个居委会合并成一个街道委员会。每个街道委员会管辖人数高达7000—10000人不等，与之相适应的是街道委员会的职能也大为增加。街道委员会下设生产、生活福利、文教、卫生、治安调解和妇女等六个专业委员会。南京市委以此为模本，在全市试行“两级核算（公社、分社）、三级管理（公社、分社、街道委员会）”的新的行政管理体制。⑤扬州市则计划成立公社、管理区两级机构，“撤消居委会，再把居民小组适当扩大，管理区干部分工分片包干，直接抓到居民小组。”⑥在公社一级成立党委会，下